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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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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关那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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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把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礼物流动的规则,无论古今中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地位好的乡村干部,地位低的村民,都必须遵守社会的人情、脸面、感情、面子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也可以说没有一定之规,行为符合相应的规则即可。 在中国社会(不论农村或城市)来讲,也可以说没有规则。人情,就是人的感情,表达人的感情,以合适方式表达人的感情。在这个大原则之下,婚丧嫁娶、生子架屋、结扎流产、巴结上油……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礼物流动方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随礼”为主的环形流动,你送我我送你,有来有往。二是自下而上的等级流动,地位低的人送给地位高的,有来无往,地位高的人不必回礼,而是通过掌握的社会资源再分配回报送礼者。 没用最好,只有最合适! 语言文字的翻译痕迹太重,明显不如《私人关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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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榴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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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中国语境,面向西方学者写的一本关于“礼物赠送”的书籍。 作者揭示了中国本土村庄的礼物赠送原则是基于互惠为基础的,与西方形成对比。也就是在有关礼物视角的研究中,突出中国本土经验。 作者结合礼物,贯通了中国本土的人情、面子、关系等特色概念,同时结合时代的变迁,如社会主义时代,看到礼物交换的变化。 书中的人类学描述也非常的仔细。对于曾经居住在乡村的读者,能够仔细地体会到日常所见的内容被写在书籍中,仍然具有十足亲切感,并且在书籍的分析中,似懂非懂地理解乡土社会里人情世故。 针对书籍,作者先分类礼物的范畴,使用二元法则进行了简单的划分,分为表达性礼物馈赠和工具性礼物馈赠。同时,区分两种情境,仪式性场合和非仪式性场合。(现在看来,这种二分法不太恰当,或许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常态现象?)。从而,这里就出现了四种分析的维度。 接下来,作者寻找各类仪式如婚礼庆典等的礼单,分析了礼物赠送中的关系网络格局,探寻地方的小世界。从交换关系中,也体现了小地方权力和声望。这也带来了礼物交换的不均衡,即出现单向礼物流动或非均衡的馈赠。 在作者的分析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系,带来的中国本土的礼物交换的原则是基于互惠二字的,体现了中国的人情伦理。礼尚往来儒家法则。 之后,作者还分析了礼物交换的其他社会现象个案,揭示与社会转型的联系。他分析的是婚姻彩礼的交换,发现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出现前和后区别,揭示后来的种种新现象的变迁。 最大的启示是扩充对于礼物的理解,区别商品,礼物重视了情感这一维度。特别是在乡土社会中,情感性大于现代社会的城市法则,他是基于乡土社会里自组织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并且,礼物是用来交换的,因此是流动的。那么,流动的过程中是为了什么?能获得什么?体现了什么样的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提问。特别是针对数字时代里,媒介社会中,种种有关礼物的研究。数字礼物等。它的价值,它与中国人们内厚于心中的哪些文化相关联?这些值得再深入寻找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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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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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讲的是人们怎样送礼,中国社会里的礼物交换,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计划经济和国家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特点,在中国,权力和声望反而都属于收礼的人。 第二部分主要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送礼。人们之所以要参与到礼物交换的过程中,不仅出于人情这一道德要求,还有出于建立关系的功利需求。 第三部分主要以彩礼和嫁妆为观察对象,展示了送礼规则如何随时间发展而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农村父母权威的衰落和个人的崛起。 当我们赞美一位学者的研究能力时,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见微知著。可以说,本书的作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送礼这个行为,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中,不论是非洲的游牧部落,还是亚洲的文明古国。但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礼物太习以为常了,反而会忽略了这里面复杂而丰富的内涵。 可这个内涵,作者看到了。他把礼物当成趁手的工具,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等级结构绘制了出来,让我们这些读者能够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人情”“关系”“送礼”等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他的名作《乡土中国》里提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概念。法理社会有明确、公开的行为准则,依靠国家权力来推行。而礼俗社会的行为准则更多是不明确的经验和惯例,寄希望于靠传统来推行。但也正因为如此,礼俗社会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是无法存在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礼物的流动》一书算是礼俗社会这个概念的延续和扩展。送礼这种礼俗,在经济快速发展、传统逐渐式微的当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送礼的功利性作用逐渐被健全的社会体系所替代,当送礼的复杂和含混不明阻碍了人们对效率的追求,或许在将来,礼物会卸下身上的重担,单纯地成为情感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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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亚男1891002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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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学术作品,却意外地好读、流畅。 作者阎云翔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礼物就是他的课题之一。 因为早年在东北生活过,对这片黑土地很熟,后来要做课题调查,他就又回来了,一头扎在黑龙江双城县的一个小村。 送礼司空见惯,有什么好研究的呢? 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尤其是单身或者未婚的,除了同学同事结婚随份子,基本上不会涉及到送礼,还特别反感过年过节亲戚串门送礼这件事。 在人类学家眼里,送礼反映的是人际关系,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乃至家庭权力结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看完还蛮有启发的。 1.现在说送礼,大多指求人办事。其实这只是礼物的一部分功能。 作者认为,送礼分为四类,一类是横向的表达性礼物,比如,朋友过生日你送一瓶香水。没人强迫性你,你也不期望回报,礼物只是你维系感情,表达心意的东西。 一类是横向的工具性礼物,比如,结婚随份子。 第三类是纵向表达性礼物,主要在经济、政治地位差异比较大的阶层之间进行。比如,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送礼。 第四类是纵向工具性礼物,这就是求人办事了,不以维系感情为目的,多是一锤子买卖。 2.人们在成家立业之前,大多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亲缘关系网络。而决定能耐大小,人缘好不好的是成年后自己构建的关系网络,也就是人脉。 礼物是维系关系网络比较重要的工具。 现在年轻人感受不到,父母长辈可能深有感触。随礼是家庭中一项占比不小的开支。 3.书中还说到了彩礼和嫁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彩礼金额越来越高,这笔钱新娘花在自己身上的越来越少。她们大多会把这笔钱存起来,作为小家庭的资本。 作者认为,“夫妻的独立性成为年轻人索要高昂彩礼和嫁妆的动力,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被重新界定。显示出父权的衰落。夫妻关系成为主要的观念。” 现在很多文章倡导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先顾小家,再顾大家。 说的也是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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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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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云翔,美籍华人学者,著名人类学家。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担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有《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等。 关于本书 《礼物的流动》成书于1996年,是一本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人类学著作。在书中,作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农村的礼物交换,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北方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 核心内容 作者以黑龙江下岬村为研究对象,通过众多案例和数据,为我们展现了人们是如何送礼的,中国式送礼有什么独特之处,还解释了“人情”和“关系”是如何让人们参与到送礼的过程中去的。最后,通过对彩礼和嫁妆的考察,揭示了送礼习俗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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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倦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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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大概也是对西方研究者确立的礼物交换体系的再思考。作者的文章的主要写作对象是外国读者,所以对情况的介绍比较的细致,不过这对于国内读者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描写的是东北农村的情形,这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在阅读这些细节的时候也在反思我经历过的人情送礼都是在哪些情形下发生,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同的送礼方式和名头在同样的儒家文化圈下的不同原因是什么。 虽然送礼对维持人际关系至关重要,但这或许在如今最发达的城市中不再如此重要而愈发朝负担而不是使人获益靠拢。在更发达的城市中,外来人口冲淡了原先的社会关系,便利的社会也使得处于获得生存保障而进行的礼物交换逐渐消失,人们的送礼更多的是出于维系感情的需要。送礼仍在进行,只是规模变小了。但这或许只在低欲望社会中存在,如果社会的发展加剧了人们的欲望,那这样的送礼行为只会扩大而不是变小,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其低欲望程度逐渐向日本靠拢,人越来越“冷漠”和“没感情”。或许这就是未来的趋势,而且很大可能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对于送礼行为究竟应该是鼓励还是任由它淡化应该根据他对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来考虑。这种现象持续千年,并将继续持续下去,但这并与意味着这种行为有利于社会发展。我们常说东三省发展不起来(也只是道听途说,似乎有证据支撑但并不明确)是因为过于注重关系,腐败问题严重,毕竟礼物经常会和腐败问题挂钩,不管在哪个社会都是如此;外来人口进不了关系圈,因此难以带动经济发展。存在是合理,但是这样的合理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以前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男女并不平等的国家家庭中女性常能掌管经济权,或者说为什么会有丈夫将自己的工资上缴给妻子的现象出现。这在一方面可能代表着女性地位的上升,但是从古代(具体哪个时代开始的没有考证过不能确定)开始,大家庭中就是由主母掌管的公中。虽然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也不同,这样的现象也许不再能用同样的理由解释,但是现代家庭中由女性掌握经济权力是否是女性地位的提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礼物”这一概念确实能为这样的现象提出一种解释,或许在某些家庭中,在某些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男性眼中,这样的上交经济大权是一种给予妻子的礼物,而这样的礼物由于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能力,大部分是能够收回的。(不排除许多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处于弱势地位而被迫交出经济权且不能收回这一权利的现象。)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再来看女性是否因掌管家庭经济权力而获得地位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这个解释当然并不充分,因为只是在非常狭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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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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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深知知识还很浅薄������,所以在老师推荐的书目里面选了这本书,从书名看起来就蛮有趣的,仔细读完之后还是比较不错的,作者由浅入深,从走访村民深入调查,列举礼物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同时还和印度的檀施等赠送礼物的习俗进行了对比,内容详实,总结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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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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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该书以个案研究来洞察整个中国的礼物赠送文化。与西方人类学的既有研究进行传承和比较,通过一个作者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北方村庄来研究“礼物”,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面子、文化根脉梳理得比较清除,指出了中国人文化自身的特色。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送人情,以及婚礼的聘礼和彩礼的研究,作者所描述的那些人似乎就是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我的乡里乡亲。他们嘴上对某家频繁办事颇有微词,但办事的日子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赶来。因为不去就代表关系的终止。而在婚礼上,确实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由卖姑娘变成嫁姑娘,嫁妆也在不断变化。 好的作品一叶知秋,写的是个案,却管中窥豹。文化的力量果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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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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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实地调查和与研究对象的亲密友谊使得人类学家更多了一些常识感,更加关注那些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常规事件的意义,也更加尊重有血有肉的个体行动者和具体而又多变的生活过程本身(而不是关于生活中的人与事的种种概念)。民族志的写作则是人类学家得以向学术界和知识界再现与探讨具体的人与事的“秘密武器”。 我觉得,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应该是个优秀的讲述者,因为合格的民族志必须是优秀的叙事文本。就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奥妙而言,一个好的故事给听众的启发恐怕不亚于一段抽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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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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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赘述,话语正则说一遍,然后反则说一遍,极为繁琐。 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收获的。 整本书就是再给礼物这个词进行解释,区分他内在的含义,剖析他的属性,再者在中国大环境下的礼物分析以及他对社会的影响。 看完了但是不算精读吧,有时间应该再拿出来翻翻。 整本书带给我最大感受是,社会是有结构的,所谓社会的结构就是人们不断重复和践行的行为。 送礼就是其中一种,而在如果把人们所做的事理解理解为是在表达自己,那么礼物这种表达附带阶级性,工具性,不可让渡性,当然它也具有表达性。是关系丛之间的交流,是一个家庭对外的行为表现。钱一旦套上红包意义就不一样了,他变得不是钱,它带有心意是家庭态度的倾向。 这本书让我更了解一个村庄,很喜欢里面的婚礼酒席的分析,像是打开我对村庄理解的一个入口,想想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做着日常的事情,原来是有这么些考虑这个机制真的很大很奇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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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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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故事荒诞到让人跌破眼镜。如果中国人都把思索送礼、人情债、体面、算计利益关系网的的心思放在思考解决实际问题上该多好。这背后的逻辑是:个体脆弱的,需要社会关系支持,就像孩子需要依赖襁褓。关键参数就在于:礼债里的社会关系(襁褓)是支持更多还是束缚更多?在这一点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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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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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3《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阎云翔 “礼尚往来”,“人情关系”,本来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这个读者不友好的语言(翻译?)风格,正如作者自嘲“书中不时出现的洋腔洋调使我十分无奈并有些失败感”。 可能跟这本书最初的“作业”性质有关:作为哈佛大学赞助的人类学的专业论文。 因为是论文,所以总的结合些理论,列一些其他作者的名字(说不定就是导师),用些专业的术语,言而总之:这并不是写给一个连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分不清的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看的书。 更失分的是翻译,估计本来就是用Chinglish写的论文,再回炉成中文就更难了。 好比常凯申来到潮汕,偏要说嘎叽nang,谁听得懂啊?那是洪荒之力啊! 说回来,能写这一本书,作者立意还是很好的。 比如书里的图1 “礼物馈赠关系与关系结构”,把这个图摸透了,可以作为中国关系网生存指南。而描绘的各种人情往来,相信能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激起共鸣:可不就是这样嘛! 所以,别误会我只是吐槽,对于这种自己想说但说不出来的事和理,总是非常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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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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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云翔先生有七年的东北农村生活经历,他以下岬村的礼物馈赠文化为研究对象,写了他的博士论文。作者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现代中国一个细部,作品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 作者在自序中强调,由于这本书是在用英文写作之后重新翻译为中文,所以可能会给中国读者带来一些不好的阅读体验。作者甚至说,他曾动心用中文重新写一遍,终于未果。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一些作者为何最终放弃重写一遍的猜想,试着说说吧。 第一,由于这本书的基础是写给西方学者的学术论文,所以作者在介绍下岬村时所运用的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是读者已知,于是无需太多笔墨。下岬村的情况是作者观点逻辑的基础,对于读者来讲,是异域风情,则需要详写。 但当这本书译为中文后,中国读者便会遇到一种堪称荒诞的尴尬,大量的笔墨花在读者所熟悉的事物上,陌生的概念反而一笔带过,细节琐碎、逻辑疏离。如果作者想将这个问题解决,想来要花不少力气,绝非易事。 第二,作者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而这本书译作中文已经进入了新世纪。世事变化,风物不再,全球化、城市化、商品化让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打个比方,木乃伊的八种制作方法,对研究现代制造业有何帮助?重新表述一遍基于那个时代的研究,除非在论点上有新的提炼,否则性价比堪忧。 第三,这本书中有不少段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今天的学术作品中,已经甚少见到这种表述。但去掉这些表达,可能造成作者观点基础发生动摇,这便更加不容易修订了。 再表达一些对书中观点的不解吧。 第一,研究的开始 作者生于1954年,17岁到了下岬村,7年后离开。现代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城乡之间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又,作者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之时,中国已经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作者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点明他的研究,只能代表一个细部,而非全中国?又为何屡屡由下岬村的一些社会现象广而言之整体中国社会处于何种状态? 作者在书的最后部分说,下岬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整体,但接着又说,严格意义上说,所有个案研究“都既典型又不典型”,言外之意依然是在强调,可以某种程度上代表整体情况。我以为这个态度,不够学术。 第二,变化的原因 作者认为四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使得下岬村的礼物馈赠文化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谈到最多的社会价值观往往并非来源于某种意识形态,而是现代性。我们已经知道,现代城市,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文化观念,这些重要的社会侧面常常具有超意识形态特点,而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忽视了现代性对于下岬村的影响,可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性。 举个例子,作者指出现金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随礼之中。在书中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与人口的流动、物质商品越来越丰富等因素有关。 第三,区别到底是什么 作者在整本书贯穿了一个思考,西方人类学家认为,礼物的赠送者往往在人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作者的研究发现中国是一个反例,受赠方处于强势地位。 并没有阅读过作者介绍的几位西方学者的著作,但总觉得作者的逻辑是有一些问题的。 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向强者赠送礼物的传统吗?例子很多,不赘述。 传统中国在饥荒之时,大户人家常常会赊粥赈济,获赠方是强势一方吗? 作者说,随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回报,所以是以获得为导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概念是“舍得”,意思是“舍”与“得”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把“舍”就是“得”,狭隘地理解为“舍”就是为了“得”吗?在大饥荒中,送给亲人一麻袋玉米的农户,这种行为该怎样评价呢? 作者认为西方的礼物馈赠原则是双向流动的,而中国则是单向流动的。我以为这是作者以偏概全了。 事实上是,在同阶层之中,礼物往往是双向流动的,而在不同阶层之间,礼物往往是单向流动的。我以为这在东西方都是常态。很有可能并无原则区别。 在这本书中,作者自己的表述也常常处于矛盾之中。 比如,作者常常是刚刚介绍了村民对于干部敛财的普遍不满,接着便提出社会对这种现象的接受和认可,并常常归结于意识形态因素。 再比如,作者承认礼物中蕴含着情感,人情是复杂的随礼规则中的终极原则。但作者最终得出的随礼归根结底是为了收获回礼,这个观点是多么的不符合中国人的情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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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甲藤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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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达一百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亲属关系当之无愧地属于人类心灵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结构精细、组织严密。而且,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亲属群体都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更高一层的关系之中——除却关系,便没有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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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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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云翔教授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一书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研究礼物的交换体系,通过在黑龙江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并探讨了礼物的种类、关系网络及结构、互惠原则、人情伦理、权力与声望、婚姻中的交换等内容。全书的重点是礼物的交换原则及其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关系,从横向的人情伦理和纵向的等级秩序两个主要方面入手,对西方的互惠原则作出了中国经验的必要补充。 所谓“礼物”,为有“礼”之“物”,即在自然属性的物品之上附加礼节或仪式性的社会属性。最早研究礼物交换理论的人类学家莫斯提出了“礼物之灵”的概念,正是这种被叫做“豪”(hau)的礼物之灵,迫使人们在收到礼物馈赠后要回礼以趋避危险。而西方后来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提出礼物在流动和交换中遵循“互惠原则”,即“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另一个人报是由于其伙伴可能终止给予的危险。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于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互惠原则后来成为西方礼物研究的主导。 阎云翔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礼物在流动中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发生机制,其一是横向的人情伦理,其二是纵向的等级秩序。礼物的人情伦理是指礼物按照社会文化和人情法则流动,此时礼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人情方面,包括三个维度:道德义务、情感联系和理性计算;根据流动场合的不同又可分为仪式性礼物和非仪式性礼物,即公共公开场合与私密个人场合。礼物首先是一种扩展、维系或创建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进而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礼节,如《礼记》所言:“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在这时,朴素的互惠原则主导着送礼人与收礼人之间的道德联系,回礼成为一种道德义务。收礼不回可能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道德评价,如被指吝啬、德行败坏等。当然,也可能是传达出想要割裂与送礼人的人际关系的愿望,因为礼物最初的产生和最本质的功能为传达感情,礼物是情感联系的载体,交换礼物有助于增强感情、巩固关系。此外,礼物流动离不开理性计算。关系的亲疏、场合与目的的不同都影响着送礼和回礼的价值,并且要遵循“随礼不能打破现存的社会地位等级体系”的原则(即对什么人随什么礼),回礼方式一般是略赠回礼的价值,以避免将回礼变成“还债”。同时,在回礼的时机上也需要经过合适的选择,既不能立即回礼,也最好不要间隔太长时间。在下岬村的送礼实践中,道德义务、情感联系和理性计算往往同时发挥作用,总体上由情感联系占据主导,礼物在流动中维系、巩固着村民间的人际关系。 人情伦理中的礼物流动是基于彼此之间的横向平等联系,而如果赠礼者与收礼者之间有等级地位的差距,就很可能出现礼物的单向流动,由地位较低的一方单方面奉献给地位较高的一方,这打破了西方理论界和人情伦理中遵循的“互惠原则”(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作者提出礼物不对称主要是由家庭发展的周期和社会地位等级决定的,前者是指在家庭成立的早期和最后阶段以及单身、丁克群体,操办仪式的机会不多(如婚礼、寿礼等),非仪式性礼节往来(如拜年压岁钱等)也更多处于单向送礼者的位置;后者则是社会地位低的一方向社会地位高的一方单向送礼)。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规定了礼物的单向流动,这种流动方式又巩固了社会等级的再生产。下岬村的单向送礼有三种形式:村民送给干部、低层干部送给上级、村民送给城里的亲戚。这是由我国的权力等级关系所决定的----干部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村民作为依附的一方,向干部献礼是一种消极的仪式性潜规则。也就是说,村民向上送礼既不能获得均衡互惠的回报,也不能得到特殊照顾与帮扶,这种献礼换来的是不被干部歧视。在这种语境下,送礼成为理所应当的常态,而不送礼则很可能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若想要更进一步的优待,则需献上超过常规价值的礼物,于是礼物作为“自保”的工具由村民流向干部、由下级流向上级,在等级更高的上层累积,人数随着社会等级的提高而呈现出逐渐减少的金字塔结构,资源却呈现出相反的倒金字塔结构,巩固了现有的社会等级,并使其再生产。这种礼物的流动是单向的、不均衡的,打破了西方理论中的“互惠原则”,在下岬村乃至中国大多数地方普遍存在且被广泛接受。村民们对此的不满表现在羡慕并想要成为能够收礼的干部,而非从根本上质疑这种送礼模式。这种想法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有关。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上根本的“官本位”思想,中国人对官员的敬重乃至崇拜天然要求并促成了官员享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而收礼的数量、质量则被人们当做衡量一个人声望与荣誉的象征之一,即一个人(尤其是在仪式性场合)收礼越多,代表着其人缘越好、社会评价和社会声望越高,因而也就享有着更多的荣誉。下岬村村民往往将某次仪式中收到的礼物当做某种成就记录下来就是典型表现。结合传统上的“官员崇拜”思想和地方干部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礼物自然就成为声望与荣誉向上流动的具象化表现了。 当礼物成为声望与荣誉的象征时,在横向的、平等互惠的流动体系中,其重要性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送礼是为了收礼。礼物的流动代表着送礼者人际关系的丝线,收到回礼体现出这种关系的形成和稳定,在“乡土中国”的语境下,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可以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其个人综合素质能力与成就,因而是人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下岬村村民在礼物上的花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如此之大了。其实,阎云翔教授观察到的礼物单向向上流动的现象,与其说是打破了互惠原则,不如说是对这种原则的重要补充以及对“礼物”内涵的必要延伸。从广义上看,虽然村民向干部送礼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回报,但也排除了被针对和歧视的风险,即便这种“获得”是畸形的、否定性的,也不能说村民在送礼的过程中完全一无所得。如果我们将这种畸形的收获也算作一种“礼物”的话,会发现其实也是合适的,因为很显然没有这种“礼物”村民就不会向干部送礼。“礼物”既然是有“礼”之“物”,所强调的就应当是物中所蕴含或代表的礼节性符号意义,这时“物”作为意义的载体并不一定需要在场,只要在观念中存在,让意义有所依托即可。也就是说,村民向干部献礼,是为了(实际上也基本能够得到)干部的潜在承诺:我不会在资源分配和权力行使上为难你。其背后体现出一种更加隐晦的互惠原则。作者对比了中国的单向馈赠----孝敬和印度的单向馈赠----檀施,檀施十分符合蒙田的箴言:“馈赠往往包含着野心与特权,而接受则意味着某种顺从。”印度人类学家认为通过赠予他人檀施可以使得赠礼者获得某种功德以占据轮回转世中的更好的位置,或是将某些不吉利的灾祸与罪恶转嫁给受礼者。两种礼物流动模式都是非均衡的,但却都有符号意义上的交换。这样,互惠原则就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得到补充与扩展。 莫斯的“礼物之灵”自提出后受到了很多批评,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提出的“互惠原则”逐渐取代了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解释。然而,在阎云翔教授对传统的互惠原则提出质疑后,我们也许可以用中国经验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整合。礼物的本质天然区别了赠礼者与受礼者双方,因而其所包含的符号意义从一开始就只能在社会环境中实现,“礼物之灵”如果被诠释为互惠原则驱使下的必然流动性,背后更为根本的也许是人们出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以满足各种需求的必然要求,物质上源于私有制、社会分工和权力分化,精神上则源于与他人发生联系的需要。礼物作为情感或工具性表达的物质载体,在流动中无形地连结起社会关系网络。从阎教授描述的下岬村送礼实践来看,其实也可以进一步反思“礼物之灵”背后的文化心理内涵。比如从村民们的送礼活动来看,构建社会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代表着荣誉与社会地位。这种文化认同其实与中国“熟人社会”的文化机制有关,人们通过社会关系所能获得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便利,尤其是面对突然危机的必要社会支持,即人们通过礼物的流动编织出的正是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最主要的目的更倾向于“保险”。根本的社会原因来源于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健全、人们基本需求不能有效满足(一直到十来年之前,这种现象都十分普遍,最为明显的表现即为中国人爱结交各种“交际圈”,并且由于就医困难,医生成为每个圈子里必不可少的职业,这背后反映出人民就医存在困难、医疗机制并不健全等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礼物之灵”似乎更应该被称为“礼物之殇”,因为推动人们进行礼物交换的是一种潜在的生存压力,情感表达让位于利益诉求(或者说利益方向决定了情感流动),礼物中“礼”的仪式表达也就被稀释和淡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送礼全过程背后所体现的是社会问题和大众心理,如何让“礼物之灵”更多地流动起来,是社会和人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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