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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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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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屠杀犹太人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其实很多，往往只表现了纳粹分子的暴虐无道，鲜少触及到其发生的真正缘由。 鲍曼在这本书的观点确实颠覆了旧识，但细细一想却又觉得合情合理且更为接近本质。 不同于大多数人认为的“大屠杀是人性中最残忍一面的体现，是个别无人道分子发起的偶然事件，代表着野蛮与未驯化”，鲍曼认为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现代性为大屠杀提供了庞大可靠的官僚体系、精密的科学计算、对理性的过度崇拜、对群体进行分化与隔离……每一步都是人类社会引以为傲的发展方向。 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罪行并非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涣散与崩塌，相反，这正是现代社会井然有序的体系下的固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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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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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屠杀的意义通常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而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大屠杀，认为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文化成就的顶点执行，说明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是现代文明本身的产物，而非文明的毒瘤，是现代性曾忽略的旧问题与理性有效行为的新手段（现代性的产物）相互遭遇的结果。大屠杀之后社会学家也未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背后蕴藏的可怕潜能，为克服其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作者认为并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除了如此犀利独特的视角让人耳目一新之外，更可看出作者对人类社会深厚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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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ond Dant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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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毒气室时代年纪大得足以决定对寻求安全的陌生人是开门还是关门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偿罪和清账就穷尽了大屠杀的历史意义，那么最好就让这令人恐怖的插曲停留在它名义上所属的地方——过去——把它扔给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去照看。但是事实是，账户的清理只不过是永远记住大屠杀的一个理由。而且它是一个次要的理由——当这个理由迅速失去其保留的现实意义时，这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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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弦音爾知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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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宾斯坦，《左派、右派和犹太人》（W.D.Rubinstein，The Left，the Right，and the Jews），London：Croom Helm，1982，pp.78—9。我将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这个观察：这不是由不同反犹主义合并所产生的特殊暴力，而恰恰是由观点合并所产生的反犹主义现象。 必须强调的是，一直持续到二战的犹太人矛盾的社会定位最近在所有富足国家都迅速消失了——至今其后果还难以测量和计算。鲁宾斯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了大规模犹太人正朝着社会阶梯的中上层移动。经济成功连同政治约束的瓦解在犹太人观念上得到了反映：“现在的犹太人整体上是保守派”（p.118），“不是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是犹太人，但保守派团体的大多数领导都是犹太人”（p.124），一度自由进步的《评论》（Commentary）变成了美国右派的好战的喉舌，犹太机构和原教旨主义者权利之间的罗曼史日益热烈。在最近的一次关于犹太人和社会主义之间“美好友谊的结束”[见The Jewish Quarterly，no.2（1988）]，座谈会上，菲利普斯（Melanie Philips）吐露：“我很高兴告诉我的社会主义朋友和熟人‘我是一个少数民族’，也很高兴看着他们在歇斯底里中流逝。我会是怎么样的？ 我强有力。正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在执掌权力。他们在执掌政权，难道不是？ 他们在管事，在经营工业，他们就是地主。”同时，格里德曼（George Griedman）口头问道：“政府中的犹太人往往与相对不受欢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当现在的泡沫最终破灭时……那会发生什么呢？ 那时的犹太人区会在哪里，我们与这种崩溃以及与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挫折在哪些地方有联系？” 我们很有趣地发现，就在纳粹时期，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与今天欧洲以及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状况很接近。当时大约四分之三的德国犹太人从事贸易、商业、银行和专业尤其医学、法律方面的工作（与之相对的是，只有四分之一的非犹太人从事这些工作）。致使犹太人特别显赫的是他们对出版工业、文化和新闻业的支配地位[“犹太记者在整个自由主义和左派新闻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尼维克，《魏玛德国的犹太人》（Donald L.Niewyk，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sity Press，1980，p.15]。由于他们的阶级成员资格问题，德国犹太人倾向于跟随其他中产阶级支持政界的保守派。但是，尽管他们有这种倾向，他们与自由主义政党的接触仍然在一般人之上：这主要因为坦率地说德国右派是反犹太的，并因此坚决反对犹太人进展的再次出现。 因此迈蒙尼德（Maimonides）说：“如果异教徒告诉他们‘交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处死他，否则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杀光’，他们应当全部被杀害，而不应当交出一个人。”《摩西五经要义》（The Fundamentals of the Torah），5/5。同样，阿伯斯（Prikei Abboth）也说：“一个人走到雷巴的跟前并对他说，‘我所在城市的统治者命令我杀死某个人，如果我拒绝那样做，他就会把我杀掉’，雷巴告诉他，‘宁可被杀死也不要去杀别人；你认为你的血比别人的更红吗？ 或许别人的血比你更红’。”（Pes. 256）耶路撒冷犹太法典教导说：“一群犹太人正行进在路途中，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异教徒；他们走到犹太人的跟前说，‘交出一个人让我们杀死他，否则你们将全部被杀掉！’即使所有的人都被杀害，也不能交出一个犹太人。”对于当敌人指明要处置某个具体的人的情况，权威们之间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即使是这种情况，犹太法典建议按照下述故事考虑：“政府要缉捕柯舍夫。他于是跑到洛德的本利维城中约书亚处寻求庇护。政府军队来到那里并包围了城市。他们说，‘如果你们不交出他，我们就把整个城都毁了。’约书亚教士找到柯舍夫并劝服他去自首。以利亚（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的先知）以前经常为约书亚显灵，但从那时开始就再也不显灵了。约书亚斋戒多日之后，以利亚终于显灵。以利亚问道：‘我应当给告密者显灵吗？’，约书亚说，‘我只是在遵从法律’，以利亚反驳说，‘但这是圣徒之法吗？’。”（Trunot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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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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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这本书上架好久啦，终于上架！ 梁文道老师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一千零一夜》里面推荐了这本书，道长推荐的书都是精品，很值得一读！ 这本书是作者对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读来发人深省。正是因为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被当做工具，人被异化，整个现代人类文明的体系都追求效率、追求高效，迷失了方向。 人类只有向内看、观照自己的内心，才能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才能避免大屠杀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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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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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覆了很多此前固有的观念，比如认为能干下大屠杀的人是有多丧心病狂啊，那会儿的德国人一定是非常讨厌犹太人了，还有大屠杀就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弯路，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直道。作者提出，解决对权威盲目的服从，很重要的就是民主多样的社会，各种声音的存在可以抵消权威的压力。ps，翻译长句好多，手机上看得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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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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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对纳粹主义敬而远之，现在了解，纳粹主义的幽灵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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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生个女儿叫王慕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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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与大屠杀，完完全全的学术书籍，读起来晦涩难懂，哪怕自己是学政治学的，以前看如何阅读一本书的时候，里面有个观点非常同意，看书应该看名著，看些自己看着艰难的，这本书属于后者，大屠杀这种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行为，其发生是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失的，而这种疯狂的行为之所以能被实践，其不仅有思想保障（舆论机器的宣传），还有制度保障（严格的政府机构体系），二者相互作用，支持个人去执行。 世界文明向前发展，与其相对的是群体风险的升高，一个人思想越开放，越容易遭受荼毒，所以凡事皆有两面性，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非，这样的观念应该长存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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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起昵称的小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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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地带我们反思现代性，文明的就一定是好的吗？理性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在善与恶的边缘，我们是否有过为了生存而让渡人性与道德的时刻？我们仍然走在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上，但应该警惕的是，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掉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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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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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列维纳斯「他者的脸」，多年前听梁文道讲动物伦理的讲座第一次听到，当时就印象深刻。要保持自己道德判断的能力，需要去「看见」他者的脸，需要提醒自己时刻与官僚化的社会组织（无论是政府、政党、企业）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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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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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遍阅读。相比第一遍，视野更加开阔了。曾经视现代性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现在看来，还是有许多问题的。倒不是说，作者的观点，即现代性是导致大屠杀的主要原因，存在问题。而是作者因“现代性”在大屠杀中的重要地位，导致对其他观点的反驳与批评，出现了问题。大屠杀是一面窗户，也是一幅名画，不同的人看，必然不同。 首先，鲍曼致力于消解大屠杀的犹太性。或许，将南京大屠杀与犹太大屠杀放置在同一背景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但是，倘若不使用比较的眼光，而只关注各自的独特性，那么就无法摆脱犹太性，即为什么是犹太人？这样一来，也无法避开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 同样，我也不认为，承认大屠杀的犹太性，比起承认大屠杀的现代性，对推动今天社会反思与进步的效用更低。相反，由于大屠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以色列的建国，因此就其后果而言，增加了复杂性。而且，承认犹太性，并不意味认同以色列将大屠杀据为己有的权力。以色列国内对大屠杀的看待也不全然是“私有化”的，就像《以色列：民族的重生》提到那样，以色列甚至拒绝——世界认为大屠杀是犹太人的家务事而拒绝给予他们帮助，他们认为大屠杀是反人类罪。此外，以色列作为民族国家，他的民族话语有其自身的合情性，学者不能信以为真。 其次，鲍曼同样致力于消解大屠杀的种族主义。但是鲍曼却没有注意到，种族主义也是现代性的成果之一。主要审视德国纳粹上台前后的历史，就无法忽视种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 最后，鲍曼还尝试撇清道德冷漠与心理扭曲的因素，认为工具理性是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前提。而工具理性最大的特征就是，可以进行不负责任的罪行生产。这里我不禁疑问，下级听命于上级，难道不是一种自古以来的政治秩序吗？何以说明它就是工具理性呢？还是说，它们只是极权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产物。如果我们承认后者的话，道德冷漠与心理因素便可以被囊括进来，而不是无情地被排斥在“工具理性”以外。表面上，心理因素无法导致大规模的屠杀，但万一他们所忠诚的是一种类似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那般“宗教性”情感呢？毕竟，在乌合之众的氛围下，人是有可能丧失理性的。 无论如何，我们提出的是可能性而已。我所反对的，是对大屠杀的一种还原性解释。它将大屠杀的动因还原为其中一种因素，如现代性。当然，它的警醒是巨大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离事实最远的。倘若如鲍曼所说，犹太大屠杀不是犹太人的专属，他们只是现代性的牺牲品。那么欧洲或者德国也不必为犹太人负责，他们只需调整好自己的方针，应对现代性的病症就足够了。而我的观点是，犹太大屠杀既是反犹太的，也是反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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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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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和《纳粹掌权》差不多同时开始看，但渐渐发现比后者艰深很多，所以先结束了《纳》之后，做了一段时间心理建设，才专心看这本书。 比起《纳》注重事件发展的宿命性，我更喜欢本书。已经有太多人从道德上批判了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手段，但我更想看到从根本性上分析其可行性（指确实发生了的原因，非正当性）。所以这本书让我很满足。现代性才是这一切的根源，人被从自己的人性里分离出来，隔绝在极有限的功能内，无需为任何更宏观的结束负任何道义责任，更不必说个人责任了。 现代性也是人性的极端产物。与其天真期待“每个人做好自己”，从根源逻辑上自我限制才是唯一解。可惜作者讨论了太多，却始终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就是完美自洽的理性产物之悲哀吧。 但即使如此，求解之路也必须继续，哪怕也许人类还要经历太多次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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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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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现代性的杰作。现代官僚的理式结构与科学高效的组织化过程，合理地造成了人的行动的中介化，而行为与后果距离的增加则造成了道德的盲区。对工具理性、纪律、效益的崇拜，让大屠杀畅通无阻。大屠杀并非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例外，而是由现代性内在的理性、科层制、科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等要素所构造，没有现代性很难想像会有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社会学研究过于注重“量化‘和”科学化“的当代，这种带有哲学反思精神的社会学书籍的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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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娅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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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看关于二战和犹太人题材的电影和书籍时，内心总是有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如此克制和配合，隔离区里的艰难能忍受，但去往集中营时在站台上排队，在集中营劳动，在焚化炉前排队…..看起都是压抑且绝望的样子。自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看过读过很多勇于反抗的故事，就会生出这个疑问，为啥不反抗？ 后来陆续读了很多二战的书，包括这本从梁文道的节目里听到的书，了解中亚到欧洲的排犹的历史…..才知道，我们现在看到听到的都是事实在经过许多人的调查后的真相。在历史上，那是一场被隐藏起来的屠杀。 而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更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这场屠杀的制度原因。纳粹就是极端主义的恶果，在现代制度的工具理性下，把恶果结得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此书让后来者警醒。书中有个很重要的观点：保持世界意识到多元化，是防止走向极端的必要，对当下，越来越统一的声音，同唱一首歌的境况，煽动情绪的力量，保持清醒与批判，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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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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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斯威辛，没有人死去；而尸体却被生产了出来。无死亡的尸体，非人的死亡被降低成了一个批量生产的问题。根据一种可能的、广为人知的解释，这种死亡的堕落恰恰构成了奥斯威辛的特殊侵凌，构成了奥斯威辛之恐怖的专名。 ——《遭遇阿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