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秦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把行政各个细节、社会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不让有危害的行为逃脱楼下走过的汉子把一个大垃圾袋甩得转起了圈儿, 在其自以为无人的深夜里做着莫名的顽皮, 可惜我靠在阳台上看着他//制裁。
本书的学术性和可读性都很强,推荐阅读。 阎步克老师用物理现象“波”,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很有趣。阎老师认为古代中国的发展有其轴线,即皇权专制、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历史发展会围绕轴线上下波动,出现波峰与波谷。就中国早期历史而言,秦汉是波峰,魏晋南北朝为波谷,而北朝则是走出历史低谷的出口,为隋唐时期再次出现波峰奠定了基础。 书中探讨了多组关系,譬如儒生与文吏;文官政治与武官政治;外戚、宦官与皇权等,梳理了许多规律性的总结。本书在关注短时段的王朝特征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长时段的历史走向,如对于汉代外戚干政现象,阎步克老师认为与汉代尚处于历史早期有关,母系氏族遗存对于政治局势仍有影响。书的最后一章论述了“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的问题,对我而言也很有帮助。
对于秦汉至唐宋间的政治制度,自己曾经的理解是,它们好比是连绵不断的山峰,在俯视图中看,大抵是一条直线,但明显不是连续的,中间是有断口的。 在看完书之后,发现它们中间的“断口”并不是完全断开的,基地仍是连在一起的,是一种侧看的剖面图感觉。感觉魏晋南北朝的那些细节的政治制度,像是断口这个山谷间的河流。北朝的政治制度就是明显地流出来,并“开口”流向了隋唐。而其他一些不明显的则像是暗河。
内容自不必再赘述,笔记记了好几张A4纸,就说说阅读感受吧。 此为高屋建瓴之书,阎老师行文常常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对史学的研究十分老道却又能深入浅出,落脚于给人现实的联想,由此,这本书我阅读的很投入。十分荣幸得以领略大师风采。
鞭辟入里,字字珠玑,了解越多的中国政治史,你就会更加了解现在
精彩。 没有奇闻异事,没有典故文章,乍看略显枯燥,细想回味无穷。 专制与贵族,世家与寒门,文华与事功,一系列的对立与矛盾,酝酿的却是新制度的生机。发展的脉络即不会随着朝代的更替焕然一新,也不会固执的成为某个民族文化的专属。 延续与变态一直在发生,难得的是在纷繁的事迹与影像中真诚与理性的去观察其中的脉络。
很努力的在看,但确实是很吃力。许多的新名词看不懂,就要到网上去查,有一种看史书看出外文书的感觉。[微笑]
贴上笔记,举孝廉对于门阀氏族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制度条件,将官场和学门结合,教育-权势-财富循环占有,举孝廉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为考试科举做了铺垫,但是由于秦汉历史初期原生性的社会关系(宗法性、依附性、封建性、私人性)导致的官僚政治的不成熟,最终还是朝着混乱、衰微、分裂的态势发展了. 很全面和宏观的视角讨论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历史,偏重政治文化.体量小,内容却很翔实,简单好读,可以做知识的补充.
作为一步入门级的制度史,书中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话语,可读性非常不错,适合大众阅读。不过两晋南北朝部分,一般读者可能对基本史实不太了解,建议先读一读这段历史故事,背景知识具备了,才有助于理解书中内容。
从秦汉到南北朝结束,从来哪个制度能集权,哪个王朝就强盛。门阀政治中各门阀相互制衡,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得统一的力量不能够集中,虽在刘宋后皇权有所加上,但北朝形成的集权程度远远高于南朝,在人才选拔、军事、组织层面,远远超越南朝,最终的结局是北朝统一南朝。
真的是全程在做笔记,然后搜索相关典故。虽然过程挺漫长,但真的学到了很多。 想着之前写辅修论文只是粗略涉猎,这回细致读完,不得说我引用的太浅显了,都写了什么玩意[发抖]。
战国士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夺目风采,遮掩了文吏群体的黯淡身影;以致今人都有看走了眼的,很多著作叙述战国官僚制发展,都只谈到士人是新式官僚的来源。 然而,从战国到汉初,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和集中代表者,首推文法吏,而非士人。“吏”群体的悄悄成长,到秦帝国就沙石澄清、尘埃落定了。 秦汉所谓的“吏”的概念,跟后代是不完全一样的。宋明清的科举士大夫是“官”,处流内九品之中,九品之外不入流的胥吏称“吏”,而秦汉却是视官为“吏”的,从最卑微的佐史一直到丞相三公,都可称“吏”。 秦汉时,儒生文人兼为行政文官的体制正在萌生、还没定型,所以还没有严格的“官”“吏”两分制度。按照现代官僚制理论,理性的行政应是专家政治,而秦汉政治就具有这种特点。以“文法”取人居官的做法,跟以儒术文辞取人,以儒生文人居官的“礼治”政治,具有不同的倾向性。 与文吏相伴的还有“以文书御天下”,文书和档案的运用,使行政过程变得精密、规范和可靠。 战国变法使法典法规、文书图籍、档案簿记之类,变成了帝国行政的基石。秦始皇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每天要阅读一定重量的文书,读不完宁可不睡觉。从云梦睡虎地秦律中可以看到,秦国的公文书制度是相当严密的,对公文如何传发,使用何种书写材料,文书如何封缄,都有细密规定。 秦律还规定请示必须写成文书,不能空口无凭,也不能托人转达。 尚书最初不过是4名传发书奏的小吏,然而因其处理文书之责,在君主和朝臣间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就由4名书吏,最终发展为政务之总汇、天下之枢机了。 西汉昭帝、宣帝时的霍光,就是通过“领尚书事”的头衔把尚书机构抓在了手里,从而保证了大权在握。霍光还规定,臣民上书均须两份,其一为副本;领尚书事者先看副本,若认为不妥,则正本就不再上呈皇帝了。这办法便于权臣擅政却不利于君主独断,所以霍光死后,汉宣帝就下令“去副封以防壅蔽”。 东汉多次出现太后摄政临朝,这时候群臣上书也得多抄一份,一呈太后,一呈皇帝。 可见政治的变动,经常影响到文书制度的变动。反过来说,文书制度的变动竟关涉于政治变动,那么文书的政治意义,就灼然可见了。 战国秦汉初的文吏是伴随军爵的。帝国是一个等级金字塔,官僚制的结构是分科分层。 等级安排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是给“人”分等,或说在职位等级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有位阶;而职位分等是以“事”为中心的,是给“职”分等;这种体制不为官员个人设级别,他被安排在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级别。 周朝等级制主要是“爵”。周爵有两种:一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其拥有者是列国国君;二是由公、卿、大夫、士等爵号构成的序列,古人也叫“内爵”,是为贵族官员的等级,可视作中国最早的官阶。此时爵还是独立于职位的。 战国秦汉官僚制化的历史运动,冲破了传统等级秩序,位阶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有两个新事物最为重要:一是军功爵制,二是禄秩。 军爵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激励士气,它用功绩制冲破了宗法贵族制,为平民提供了军功获爵、改变身份的途径,这是个划时代的变革。 功绩制的精神很容易转为重吏治、重事功,这是北朝与南朝的一大分歧。 春秋战国间出现了拿粮食做俸禄的办法,并在战国逐渐普及开来了。谷物或货币俸禄便于即时任免和升降,适应于官僚制下官员的变动不居。在秦国和燕国,还能看到“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三百石以上吏”之类记载,显示“若干石”的俸额,进而被用作官阶了。秦汉广泛使用月俸,用“若干石”衡量官职高低,是为“禄秩”。 周爵的公、卿、大夫、士等爵称,来自人之尊称,是宗法贵族的等级标志;二十等军功爵的爵称,来自军职之称,是军功新贵的身份标志;而禄秩用俸禄额度做秩名,它是文法吏的身份标志,可称“吏禄”。谁用“若干石”做官阶,谁就是“吏”。 禄秩在扩张,一些起初不用禄秩标志等级的职类,例如皇帝的侍从、侍卫,文学之官和军官等等,逐渐通过“比”于“若干石”的办法,而被纳入了禄秩的适用范围。 这就意味着,更多职类的官职,也被王朝按“吏”的方式加以管理了。 秦汉帝国的政治精神,便是“以吏治天下”。 秩与爵有一个很大不同:无论周爵还是军爵,它们都是个人的品位,而不是官职的等级;秦汉禄秩的性质却相当不同,它是官职的等级。禄秩所标志的是职位高低,而不是个人的品位高低;若无职位,则官员个人无品级可言。某位有爵者没有了官职,其爵位并不丧失;而某位郡守被解免,“二千石”的秩级就非其所有了。 职位分等是“以事为本”的,强调按劳取酬、同工同酬,注重行政效率;而品位分等是“以人为本”的,它对官僚个人的品位权益有更多的保障。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身份往往体现为“品位”。所以“品位分等”不光是一种技术安排,也经常变成一种身份安排。 爵、秩分立的等级秩序,适应了残余贵族政治因素和新生官僚政治因素两立并存的历史局面, “爵—秩体制”的背后,就是军功集团与文吏集团;这显示秦汉等级制的进化,主要是由军功势力和文吏势力推动的。这是帝国初期的政治现象。 后爵退化,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将要取而代之,它将以“官”即行政职位占有者为中心,而不再是官、爵并立了。 汉武帝“独尊儒术”,带来了官僚成分的重大变化。儒生或士人,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了。选官上“士”与“吏”作为两个流品被区分开来,进而将影响到王朝的品位安排。 魏晋时一个新事物——九品官品问世了。最初九品官品与禄秩是并行的,一直到南朝都是如此。不过官品又逐渐排挤了禄秩,北朝基本只用官品,而由俸额构成秩级的早期等级样式,消沉了,退出了历史舞台。 九品官品的结构性特点,就在于其总体性和一元性。它把禄秩、封爵、公卿、将军号和朝位等等各种位阶要素,都纳入其中,使之一体化了。魏晋官品除了列有各种官职之外,引人注目地把封爵也纳入其中。爵号分布一至六品:公爵在第一品,侯伯子男爵在第二品,县侯第三品,乡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关内名号侯第六品。 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加快了“士—吏”分途的趋势。 儒生的入场还催生改制需求,原始儒家的礼治追求,含有空想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王莽变法,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性因素极端膨胀的结果。 秦汉律令故事,毕竟是战国秦汉间法家和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的结晶,其中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已成为帝国体制的生存基础。王莽全盘抛弃秦汉法制,全力推行“乌托邦”式的变法改制,其失败乃势所必然。 之后的官品已为大家所熟知,这中发展过程大致如是。 魏晋政治已发生明显“变态”,但这个临界点是否能走到门阀政治,则还在未定之天;这时候来自北方少数族的沉重一击,就起了决定性的促成作用。 北方少数族造就了异族皇权,它得到了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的坚强支持。这种有异于南朝的政治结构,预示着与南朝不同的政治前景。 在胡化、汉化的波动摇摆中,异族统治所含有的新鲜政治因子与汉式的官僚政治制度,经复杂互动而逐渐磨合、相互调适;部族军事组织所蕴含的政治动量,逐渐被纳入轨道。这样,与缺乏新鲜因子而日益萎靡的南朝相比,北朝就显示出了更大的政治活力。 在北朝后期官僚行政秩序全面复兴,一种更富功绩制色彩、服务于军功集团和吏员群体的等级管理体制出现了,并形成了一种以“军功吏治取向”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个帝国的低谷,北朝则构成了走出低谷、通向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既非中国政治“常态”,但又是政治“回归”的一个必要环节一样;西魏北周的“双授”制度虽是一时之制,但其历史意义,依然不可低估。 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的流血镇压之后,统治就会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凡由“征伐”而来的王朝,其初年总能看到“专制强化”。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 甚至在审视历史上其余“盛世”之时,也总是如此,总能同时看到所不愿看到的东西。例如人们歌颂统一,但由征服而来的统一,同样以被征服者的血泪为代价。观察拓跋族在国家进化历程中的那些残酷行为时,业师田余庆先生曾有如是之言:“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所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阎步克老师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历史学者,其文章不说废话,直面问题,对于问题在前人的理论上往往又能阐发出新的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波峰与波谷》一书属于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的研究,从秦汉的波峰到魏晋南北朝的低谷,在从北朝的低谷迎来隋唐的又一波高峰。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绝对不是一成不变或者变化微小的。尽管“百二代皆行秦政”,但是秦帝国作为中央官僚体制的第一波高峰,其制定相关制度仍较为粗糙,而后续统治者真是因事而修,使其更加完备。但是这种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背后体现的专制主义,则是需要时刻警惕的。
因为看了老师的北大公开课,特意来看他课堂上多次提到的自己的书哈哈哈,很棒
提纲挈领,言简意赅,虽然说是普及读物,但里面很多观念却也发人深思,功力深厚才能写出这样的书。 这本小册子,对于基础知识不够的读者来说,还是显得有点艰难。因为限于篇幅,作者没有援引更多材料来丰富他的观念,读着会显得有点抽象。建议配合作者的古代史课程来阅读更好。 这本书取名叫波峰波谷,虽然中华文明传承不绝,但是他是时而低下,时而高上,并非一成不变,而这个起伏,伴随的就是皇权的强化和衰弱。中央集权能力变弱,中国就容易进入动荡时代,尔后,进入稳定统一后,又不断加强集权能力。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在今天也影响着我们的制度建设。 从历史来看,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好事,虽然这个现象有一定必然性。而研究古代中央-地方这种二元政治结构的演变过程,对于当今也很具有参考意义。 如何发挥地方灵活性,又能贯彻中央政策,既要,又要,往往是个难题,甚至是矛盾的问题。 最后,就是这本书里面很多论述展开来,都可以做一个课题,写几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