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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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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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灵的巴士底狱中，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囚徒——每每欢聚结束，曲终人散、华灯熄灭之后，人人又都重新回到狱中将自己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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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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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得累啊，拖了很久，总算读完了！ 建议新读者：如果你读任意一章时无法把握主旨，请看“译者导读”的第五部分。 我习惯最后看前言，现在就有点儿后悔[捂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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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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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书名所言，这部著作是在观念层面上对当代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的理论前提进行的反思，其基本观点是：传播未必是为了实现两个意识的同时在场、彼此对话乃至相互交融；它也可以是撒播（dissemination），是“对空言说”（speaking into the air）。过度执著于理想情形下的交流，反而会导致对一切不完美的情态施加暴力，而不完美（imperfection）、未完成（incompletion）和有限性（finitude）恰恰是人性的题中之义。 可以看出，作者在对传播实践的历史（包括各种趣闻轶事）如数家珍的同时，还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尤其是能够基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奠定的实用主义传统来回应柏拉图主义、笛卡尔主义施于传播实践的理论暴力。书一开篇就高屋建瓴地将最基本的对立置于柏拉图《斐德罗篇》（Phaedrus）对传播的“爱欲融合”理想与《圣经》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单向撒播、“凡有耳皆可听”的模型之间。作者认为，正因为前者长期以来垄断了人们对交流的理想，我们才会把如今所处的时代认作一个“交流失败”的时代，也正因为此才出现了对“交流”（communication，它和“传播”是同一个词）专门进行的学术研究。 进一步地，作者指出交流失败的体验是由于我们事先将人设想为原子式的、唯我论的心灵，并围绕着这种设想建立了一整套近代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他借用黑格尔、杜威等人的思想资源说明：“自我”不是某种不言自明的实体，而是有它自己的生成历史；它一开始分散在群体的生活中，而后才有可能立起藩篱。如果我们从自我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也许就不必为交流的失败而过度惋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有缺陷的事业，它所基于的最根本的缺陷就是人性必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互不相同的人来实现。换个角度看，这种缺陷又何尝不是人性中最有意思的一环呢？ 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强调身体的意象，强调身体相互触及的欲求：它一方面导向了各种不切实际的交流理想，如远程交感（telepathy），另一方面又是一切传播技术的底色。正是最根本的、无法弥合的缺陷推动了弥合缺陷的无限事业。 当交流的理想被推向极致时，所有个体的灵魂就会遭遇同质化，于是乎世上就只剩下一个灵魂。作者据此断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多样性，需要一定的距离、留白和延迟来呵护，而这些恰恰是传播技术费尽心机想要抹除的东西。这场讨论，关乎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所体验到的有限性。回避限度、回避死亡，因人有限且终有一死而看低人，偏爱不死的观念僵尸，这是柏拉图主义中最顽固的部分。想要摆脱这种柏拉图主义的暴政，不能简单地倒转有限和无限的秩序，而必须积极地、而非褫夺性地（privatively）思考有限性。 在这个框架下，作者重点考察了交流/传播的观念在奥古斯丁、洛克、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等人手中的流变，以及它在不同思想家那里所基于的概念框架。这是一个看待老人物（good old figures）的全新视角。可贵的是，作者将对这些人的谈论与他们的思想遗产在后世交流实践中的表现穿插起来，生动地说明这些人的理论不仅仅是空中楼阁，而是帮助形成了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意义世界。 如果一定要在本书的展开方式中挑一点小毛病的话，作者在书的后半段似乎有点迷失于“理论家”（theorists），如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论述的细节里，而这些人的想法本身往往大有问题，与作者自己的论题并不完全融贯。作者基于实用主义传统，自然能够指出柏拉图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问题，但美国式泛灵论的实用主义所主张的“万有皆一”的理想，似乎又是另一个迷梦，它试图逃避而非欣然承认人性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并且预设了能够评价交流实践之“效用”的又一双“上帝之眼”。当然，也许这只是又一桩传播失败的例子。 本书触及的“爱与公正”的悖论，超出了传播学的论域。在我看来，这是最值得继续讨论的话题。我引用本书中与之相关的两段话来结尾： 深刻的伦理教诲要求人们无差等地泛爱一切人，然而时间却只允许一个人真正地关爱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毕其一生，每个人只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这些肉身凡人只能个别地去爱；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边界的具体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共度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因此，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的有限性，它既神圣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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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倍儿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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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上一本书，我的体验感极差，因为译者一看就是传播学的门外汉，甚至有些语句不通，还不如去阅读原著。具有翻译水平的译者有很多，但是具有翻译水平的同时又深谙传播学知识的人就不多了。幸运的是，邓先生遇见了《对空言说》。于是有了这本语言凝练优美又不失丰富学术知识的专著。 冯友兰先生曾说：初学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有两大困难：一个语言障碍，还有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表达他们都显得特殊方式，其实就是文化差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每个字都懂，连起来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哪只哲学，在涉及到“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而彼得斯就在阐释“为什么”和“怎么办”。 《对空言说》原著在国外的分类并不属于“社科-新闻传播”，而属于“哲学”一类。整部书一直在围绕“交流”和“对话”进行阐述，可简要分为四个部分，从奥古斯丁到20世纪，彼得斯并未试图建构一般性的理论，而是追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传统，用大量的例子厘清其中关于传播和交流的观念。同时按照人类媒介发展的历史，结合社会思潮的流变，把“交流”当作人类的一种终极处境进行探索。 彼得斯在书中反复强调，交流其实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他对“身体在场”这一观点致以敬意，并且充分肯定触摸与时间带给我们的无法“再生”的障碍。 詹姆斯将“交流应忠于原本”改为“交流应对听众负责”，应看到他者的自主性。他认为，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为了让对方了解，而不是表达我们内心原始粗糙的真相。对此，之后彼得斯又写道：“毕其一生，每个人只不过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渡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而所谓对空言说（Speaking to the air），可能想要传递两种观念：交流鸿沟不可逾越，以及，传播面向所有人。沟通既是桥梁，也注定充满沟壑，这是我们人类相互理解的可能路径。追求天使、外星人的完美交流观在彼得斯看来简直莫名其妙，因为我们连自己都没能搞懂，就向往与其他物种交流。 所以面对交流，我们该问的或许不是“我们能有心灵的契合吗”，而是“我们能彼此相爱并公正和宽容地相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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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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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这本书的喜欢！！！作为一个曾经的技术决定论者，形而上学主义者，这本书纠正了我的观点。如果说麦克卢汉是以外星人的腔调讽刺地球人的愚昧和麻木，那么彼得斯像是我们身边一个慈祥而智慧的普通老头在为我们一一罗列古往今来伟大的哲人们，然后可爱地把他们一个个说成传播学家，卡夫卡是组织传播学家，弗洛伊德是大众传播学家……传播学也可以是一个如此开放、活泼而浪漫的领域！麦克卢汉说媒介是讯息，本雅明说媒介是繁殖，彼得斯说媒介是爱欲，人类孜孜不倦地不断进化我们的眼和耳，发明各种媒介企图跨越时空去寻找我们的他者，梦想着克服肉身来达到心灵融合……虽然人类一直在迷路。然而这些迷路的人，他们没有被以后事之师的姿态被审判，相反在彼得斯笔下是那么可爱，苏格拉底和耶稣、马克思和洛克、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都两两地在对人类“交流之难题”进行辩论，思想的火花随之迸溅……我头一次看到批判而不带锋芒的学术著作。明明是一个很绝望的“交流难题”——交流充满沟壑、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很可能只是“自我投射”，人很可能只是活在幻觉不愿被剥夺希望、操纵者不可捉摸……最悲哀的是，一直向外探索的人类，其实真正不懂的反而是“人类自己”。我们责怪技术的机械复制带来的幽灵，却妄想发展技术驱走幽灵，却不知幽灵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责怪他者的无知，却不知自己的无知。彼得斯对西方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也把我那心浮气躁的思想乱糊浇了盆冷水。我们的交流问题，从来不是语义和心理问题，而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人类的交流注定充满沟壑，但这也是世间的可爱之处，我们应自由的撒播，而非痛苦地融合共享。每个人都有TA美妙的他者特性，我们应发展一种化学性质的民主，就连死者都能得到邀请。问题是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宽容他人的愚蠢。 中国也有它的“交流难题”，和作者的传播观非常类似。如果说作者的交流观是“撒播”，那么庄子的交流观是“以物观物”。庄子的“天人合一”甚至比作者更高一层。庄子追求超越，彼得斯追求世俗。不过我觉得彼得斯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是懂的，因为他提到了“我们都是上帝的造物”、基督的“不爱之爱”和不可言说的上帝，似乎都和“道”很像。多么想花时间钻研啊，然而现在能踏踏实实真正学习的机会太少了…… 希望自己以后能不愧对于这本书…… 感谢邓建国老师和何道宽老师把这本书翻译得这么流畅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