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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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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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现在人类社会的海面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岛屿，而这些岛屿在水下乃是互相连接着的。只有更多关注到社会的内在的具体的组成方式，我们才能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统一性有更好的理解。（阅读时间：2021年8月28日-9月3日；自评：8.1；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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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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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十三邀》邀请项飙的访谈，找出来这本书，刚好解答了一个从北京来杭州的“外来者”的众多疑惑，解释了过去10个月里的各种不适与冲突。 来到一个相对闭塞的温台文化圈里，我感到无所适从，家国情怀在这里简直是天方夜谭，长久的合作意识也抵不过眼前的利益分割，他们在任何问题面前都有众多解决方法，无论是否合规，只要符合利益，他们用自己的规则来理解一切规则。起初听到“鸡毛换糖”时，我并不能理解，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四个字的含义。浙江人的“无中生有”是可以把不毛之地变为世界中心的神奇，与美国拉斯维加斯异曲同工。但是更加伟大的是，美国造就了一个拉斯维加斯，而浙江造就了N个世界中心。义乌、乌镇、温州、横店……这些名字的前面只需要加上“中国”，根本不用出现“浙江”，甚至可以直接挺立在世界面前。而到达“鱼米之乡”的浙江之前我如何都不会想到这里原本资源匮乏，很多人为了生存而不得已出门打拼、远走他乡。 几乎所有在浙江生活过的朋友都对我说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劝我回到北京去。其实第一天来到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感到它的不同，但是又无法拒绝好奇心的引诱，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纠结去留的时刻，一边探索观察周遭，一边读完了这本书。刚好与之前在江苏读过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呼应理解。从前一直以为浙江与江苏是类似的，现在发现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虽然生长在温州，但是项飙已经不能够被称为典型的“温州人”了，他以相对客观的眼光观察研究了北京“浙江村”的独特社会形态与生存现象，很感激他语言的优势得意帮助其更好地完成这篇硕士论文，也有人说他一生都难以再写出这样的作品。 18岁保送北京大学，20岁开始研究北京“浙江村”，6年的持续研究后完成《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本科论文题目叫《悬浮群体》），牛津大学特邀免考读博。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获2008年安东尼利兹奖。作为牛津大学教授的项飙从2004年开始做有关东北移民的研究，非常期待看到这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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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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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调查与叙述都是参与式的，强调对〝发现的逻辑〞的说明，跟以往社会科学文本置身事外的客观描述迥异，个人以为写成报告文学会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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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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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神作想要吹的地方确实挺多，最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研究的成果，即浙江村这种流动社区特点是“聚合性越强，内部冲突也越多，它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也越高。”这个和“移民聚居区”的一般想象很不一样。在以往的研究中， “移民聚居区”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封闭和独立性。比如唐人街，抱团的过程中，人们所能运用的组织资源只有老家的家族地缘等关系，所以唐人街往往是中国流出地社区组织的“移植” 。这就更使得它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浙江村特点是“聚居区的聚合，内部冲突和对外开放是三者的统一， 聚合、冲突和开放的统一，并不是仅仅说它们能“并存” ，而是，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是因为聚合而冲突，为了开放而聚合，依靠聚合而实现开放 。” 比如浙江村的人做生意虽然带熟人，亲戚一起做，但带“ 自己人”绝不意味着不和外人合作 ，相反，他是为了增强和外人的合作能力 。人们并不是聚成一团再一致对外 , 而是对外和内聚交错，相辅相成，最典型的是“浙江村”还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全国的范围内形成了成熟的市场体系 。他们的用人，服装进料，生产几乎“外包分工”给其他地方了，不出门便可做天下生意，不仅是嵌入和联结了已有的社会内容，更主要的是构造出了一整套市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社区聚合特点造成的。以此才能发展他们特殊的市场创造能力，以及融入能力。 想进一步说一些不同意项飙老师的点，首先项飙老师太突出了浙江村的独特性，但重点在人际互动特征上，那地方性的种群认定，这种独特性到底怎么就建构出来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搞明白，就不能说明“浙江村”消失的问题，如此独特，社区最后又怎么消失呢，问题是出在社区与外界的联系么？因为事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强大的国家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但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丧失。 无论怎样，根据周雪光对于社会组织分析看，很多社会力量并没有在统合主义体制中那样谋求国家许可，以获得垄断资源，社会利益的诉求渠道也大多不通过这些社会组织，社区，而是更多地谋求嵌入国家体制，直接与体制嫁接，或与体制内人员建立私人联系，其实最后看到项飙视野下的浙江村也是在慢慢和北京政商秩序同化的，社区独特性也在自我发展中遇到“他者”而异化，扬弃自身的…… 也有人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化的样本经济体，当作地方化的市场行为，和传统的资本秩序不一样，或许我们可以看作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再或者看作波兰尼式的“嵌入”，这只是人类行为的互惠，亲缘关系嵌入了交易网络里，但个人认为这更像是“前资本主义”发展节奏，项飙不断提到的家庭生意仅仅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一些社会早早就已经跨越家庭搭建了通往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桥梁。比如英格兰和荷兰建立了允许在大型团体里拥有投资所有权的法律协议，例如合资企业，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作关系。除了能使业主获取他们投资的社会回报之外，这些法律协议还使得毫不相关的人可以一起合作开创业务。通过法律体系而执行的合同能够填补社会缺乏家庭式信任这一空白。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它通过汇聚大量投资者的资本，而使公司的增长得以超越单一家庭，所以那些认为依赖社区关系，家庭关系而发展特色社区经济，以此和资本传统模式划分界限的可以消停了，浙江人只是因为市场不成熟，信息不对称，更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所以可以发展这种特色社区经济模式，只要产权清晰，市场经济信息透明，他们家族生意，社区生意很难做起来，如美国，产权体系早就确立起来，即便是家庭生意，通常也合并成法人实体。但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因为几乎没有产权保障可言，家庭商业是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整本书还是可以的，但希望读者更多结合自己实际社区经验批判性看待此书，多多“把自己作为方法”，结合本地实际经验深入解读里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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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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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科读到博士，项飚老师的书常读常新。 《浙江村》这本书，本科时候读大概还是不够细致，当时觉得和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是很像的，甚至想到了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现在看来是幼稚了。项飚老师最值得我学习的恰恰正是其文学性很强，"现场感"很强，而弱化literature review和所谓科学分析的行文风格。 《浙江村》描白地记录了温州浙江村在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后期大清理在京的兴衰轨迹，提出了这是"跨越边界的社区"，是在传统二元对立的"民间"和"庙堂"之间，游击战式的智慧。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插图]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 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既是对传统的费孝通式的中式乡村家庭伦理结构的延展和扩张，对传统自上而下改革的挑战和质询，也是对新兴的"官僚机构/政府-大人物-亲友/民间"的三角关系间的权力转移的细致解读，是对于"关系"这个毛细血管一样的组织架构的分析理解。于是，"新社会空间"，成为了后现代空间结构理论下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而后，这个萌发中的空间就被压缩还原成最简单的物理空间，政府通过"分类，打击，清理"DD人口降维打击，一举消灭。 通过这一次阅读项飚，对于被我导师调侃"还没田野田就没了"的我而言大体有一些启发: 当我们企图在一个community中抓到权力流动的方向，一定要先想好它并非单向或双向，对于边界方向上的流动也是如此。当然，正如项飚老师所言，当下改革的底色一定还是"国家对社会根深蒂固的疑虑"，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吃播"被一锅端之后失去了田的我目前体会不到"新社会空间"是如何在virtual community中建立和流动的，但仅仅认识到自上而下的管控和清理和国家的"疑虑"一定是远远不够的，底色上面大家是如何曲线救国如何通过tactics来反抗或者化解打击的才是研究的重点。 Rouse（1991）提出把“跨国移民圈”（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作为分析单位，认为迁移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按我的理解，是指迁移所带来的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和地理、行政空间不相整合的状态。 对象化研究者重要且有效，限制研究视角点清研究方向。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通过"在场"达到的，而不要企图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所以在对于ED的探索里，我也应该试图通过剖析自己来展示一个研究具体的点，用一个社区内个体的视角来展开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描摹。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还是要从"关系"出发，而不能仅仅用某个侧面来书写群体，扁平化的书写会造成更大的误解和偏见。 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这个“关系”和结构主义等理论上所说的“关系”不同，它既不指事物在一个思维秩序中的相对位置，也不指人和人的一般的“联系”，而是有独特内容和含义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我将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来勾画“浙江村”社区的型貌，表现他们对关系的运用和意识。 福柯所说的权力也是一个道理。权力的本质不是一种固有的资源，它产生于关系，表现为关系，我们一定要在关系中理解它。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不同人的不同关系，我们也将发现，特定权力关系出现的概率将随人出现明显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有没有”权力的概念。在温州话中，也有“背厚不厚”的说法，“背”即背景，似乎它真是可以长到行动者的身上的。 "回到事实，"认清自己作为人类学者的局限性。 借用我本科论文“致谢”中的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