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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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eman推荐
在深夜的床前，我们刚刚结束旅途的旅行者虽还满怀着愉快的倦意，但却因筋疲力尽而无法看到政治事件的前景——此刻笔者就只能真诚地提醒他：“好好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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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6推荐
齐泽克旁征各类流行文化只是一个陷阱，不拥有理论史的底蕴仍然头昏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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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志平推荐
应该是一本很好的书，但我知识储备不足，脑力有限，悟性不够，读起来困难重重，暂时放弃了 希望水平高的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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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k推荐
读的时候觉得自己脑子瓦特了，看了几条热评才松了口气。。例子天马行空荤腥不忌的，彭宇案能和猎杀本拉登一起用，还有耶稣的黄段子，看得真是津津有味，然而论点却几乎没有一条记住的，更别提整本书想要讲啥。。看哲学确实找虐啊，好处是接着读小说，简直一目十行，丢掉沙绑腿那种身轻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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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推荐
上周用微信听书听了一半，结果看的时候好多忘了就又看一遍。 本来听书的时候以为自己懂了，看的那一遍感觉又懂了一次，体会更深了。 隔几天起来再看遍前面的又懂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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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推荐
阅读本书的感受如下 齐泽克 : 我来论述我的观点A 我 : 我赞同！ 齐泽克 : 我来论述我的观点B 我 : 我赞同！ 齐泽克 : 我来论述我的观点C 我 : 我赞同！ 齐泽克 : 所以ABC的关系是，A包含B且证明C 我: ？哈 及，对于古典乐的很多评价我极其赞同，尤其是瓦格纳作品的解析 又及，喜欢齐泽克的刻薄、质疑和诡异的幽默 又又及，他怎么什么都看，上至古典乐下至垃圾青春电影，连简中新闻都不放过，精力真旺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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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救赎推荐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临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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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y🍒好姑娘推荐
齐泽克的书往往可以看做对于某个特定事件的哲学解读——最出名的莫过于关于911关于新冠的诠释。 而这本书则是把矛头直指“事件”本身，从事件的架构，结构，解构，偶发，堕落，重塑，到齐泽克最擅长的精神分析领域对于事件“三节点”分析，不可不说是很精巧的总结和反思。 当然，一如既往，段子和流行电影齐飞，幽默共嘲讽一色，“齐泽克风”拉满。 贴几段让人开心的节选: 贾斯汀的目的，并不在于让我们对临近的灾难视而不见：“魔法洞穴”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欢愉地接受末日的到来。这其中并没有病态的成分；相反，这种接受的态度恰恰构成了具体社会参与的必要背景。[12]在这个意义上，面对这场灾难以及生活象征性架构的彻底毁灭，贾斯汀是影片中唯一能够给出适当回应的人物。 逼近地球的行星是个他物——这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das Ding（纯粹之物）：即破坏了象征架构的真实之物——我们看着它渐渐逼近，却无能为力，它意味着我们的死亡。[9] 大自然的美轮美奂也同样会让我们丧失自我。我们眼中的世界究竟是无情的，还是崇高的？我们的生死固然是变幻无常的戏剧，但它所上演的舞台却是无比的神妙。[13] 在此，我们抵达了作为重构的事件极限：《忧郁症》中，事件不再仅仅是架构的改变，事实上，人类毁灭这个事件正是叙述架构本身的毁灭——它取消了任何架构的物质基础。然而，为了使我们与那个调节着我们现实的关系的架构保持距离，这种全面毁灭是不是唯一的方法？由于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这个架构正是一种幻想，因此问题可以换个说法：我们是否能够与自身最根本的幻想保持距离？或者用拉康的话说：我们可否穿越幻想？ 海德格尔将这“技术的本质”称为Gestell，这个德文词的本意就是“建构”（enframing）。在其最为彻底的意义上，所谓“技术”，指的并非机器以及关于机器的活动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相反，它意味着当我们介入到这些活动中时所预设的对于现实的态度。 克尔凯郭尔在1843年作出的对人类的划分： 有妙论称人类可分成三类：官员、婢女和扫烟囱者。窃为此说法不但机妙，还大有深意：要给出比这更好的分类，恐怕非得有极大的天才不可。倘一种分类不曾理想地穷尽其对象，我便更加青睐芜杂的分类，因为它带动了想象。[19] （在官员、女仆和扫烟囱者这个三分法中，扫烟囱者可以视作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爱的干扰者”[Liebesstoerer]，亦即打断了情侣间性行为的闯入者。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出无比猥亵的场景：就在官员和女仆亲热行房之际，扫烟囱者闯入提供了某种迟来的避孕服务，用清理烟囱的刷子清洁着她的“通道”……[21]） 记得（和克尔凯郭尔同时代的）海因里希·海涅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就是“自由、平等以及蟹肉汤”，在这句话中，“蟹肉汤”指的是生活中所有精致的乐趣，一旦失去这些小确幸，我们就会变得与恐怖分子无异——我们会沦为成为抽象观念的信徒，并会丝毫不顾具体情境地要将这些观念付诸现实 黑格尔在此的意思是说，作为可能性与义务的善，只有通过原初的选择之恶才能呈现出来：只有在选择了恶并意识到自身全然匮乏的状况之时，我们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善。在其反思逻辑更加概念的层面上，黑格尔用了absoluter Gegenstoss（绝对反作用，字面意即反冲、反推）这个独特的字眼来指称这种“造就了从所退离之处的退离过程”（withdrawal from which creates that from which it withdraws），黑格尔指出：“只有通过抛弃才能寻得……反思环节应当被视作对其自身的绝对反作用。”[30]因此，“只有通过回归过程本身”，我们所从中退离之处才得以呈现——在其形成并被感知的地方，此前并没有它的蛛丝马迹。 有一则关于耶稣基督的低俗笑话：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他的门徒忧心忡忡：因为耶稣还是个处男，他们打算在基督死之前，让他体验一下性爱。于是众门徒让抹大拉的玛利亚走到耶稣的帐篷里引诱他，玛利亚很乐意地进去了。但不到五分钟，玛利亚却一脸惊恐和愤怒，尖叫着跑出了帐篷。众人忙上前问她出了什么事，玛丽说：“我脱下衣服凑近耶稣，在他面前张开双腿，耶稣看到我的私处，惊叹道：‘多么可怕的伤口！我要让它愈合！’然后他把手放在那里……”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要当心那些过分热衷于治愈他人创伤的人。如果采用同样的方式，那么殖民主义创伤的治愈（也就是完全回到前殖民时代）就会是一场灾难：倘若今日的印度人发现自己忽然回到了前殖民时代的生活，他们无疑会发出和玛利亚一样惊恐的尖叫。 早在弥尔顿《失乐园》里撒旦的那句：“恶，你可成我的善？”（Evil,be thou my Good？）之先，莎士比亚就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中，借艾伦的临终辞，道出了这魔鬼之恶：“若我一生曾有一件善行，/我的灵魂犹悔之不及。”[78] 同样在《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中，忒修斯的下面这段话，则给出了极富现代性的诗歌定义： 疯子、情人和诗人， 都是幻想的产儿： 疯子所见的鬼，多过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疯狂， 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 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 想象使无名之物具有形式 诗人的笔给了它们如实的貌态， 空虚的无物也有了居处和名字。 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 只要领略到些许快乐， 就会相信那背后赐予的人； 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 灌木便会变成一头熊。 更确切地说，莎士比亚在此描绘了三类人：疯子能在任何地方看到恶（他会把灌木看作一只熊）；情人能从相貌平平的脸上看到惊世骇俗的美；诗人则能让“空虚的无物也有居处和名字”。在这三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介于日常现实与超凡之物之间的鸿沟，这个鸿沟在三个人那里是依次缩小的：疯子仅仅错把真实的物体当作了另一种东西，他看不到它原本的样子（灌木丛被当成了熊）；情人能看到爱人的真实面貌，但这个面貌“化为了异质”（transubstantiated），进入了崇高之物的维度（我看到的是爱人真实而平凡的脸，但她被如此地提升，以至我在其中如其所是地见到了美）；但是在诗人那里，超越之物却被归于虚无，换言之，在诗人眼里，经验现实也“化为了异质”——但不是变为某种更高实在的表现或物质化，而是成为虚无的物质化。疯子能见到神，因为他把凡人误认作了神（或魔鬼）；情人则在其所爱的人那里看到了神（神性的美）；而诗人却只在虚无的背景上看到凡人。[79] 近来，尤尔根·哈贝马斯也简要地谈到了这个悖论，他说：“世俗语言消除了那些曾经被树立起来的实体，因此变得令人不安。当原罪（sin）被转换成了罪责（culpability），当对神之诫命的违背变成了对人之律法的触犯之时，我们已经失去了某些东西。”[83] 巧合的是，2012年12月21日正是玛雅历所预测的世界末日，在某种意义上玛雅神说得不错：《江南style》视频的风靡正是文明崩塌的预兆…… 学奖被授予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与劳埃德·夏普利（Lloyd Shapley），以表彰这两位经济学家对“匹配理论”的贡献。简单地说，这个理论处理的是当你不是唯一的选择方时，你将如何选择的经济学问题。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对学校、职业与婚姻等的选择都构成了匹配市场。在其中，你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因为你自身也要被他人选择。匹配理论的作用在于，你可以通过它定义一种关系。”这段话中的关键，就在于“定义一种关系”：匹配理论试图通过一系列公理和公式来解释成功的恋爱关系是怎样的。 同样的情形不也发生在爱情中吗？坠入爱河缘于偶然的相遇，然而一旦爱发生了，它就显得像是必然的，它宛如我的整个人生所趋向的目标。拉康将这种从偶然性向必然性的逆转过程称为从“防止被遗漏”（stops not being written）到“不阻碍被记忆”（doesn't stop being written）的转变：首先，爱情“防止自己被遗漏”，它在某次偶然的相遇中浮现出来；一旦爱情出现，它便“不阻碍被记忆”，它把爱的功课施加到情人身上，把爱的一切后果持续地铭刻在他/她的存在之中，并以对爱之事件的忠诚为中心，构筑起了他/她的爱： 从“防止被遗漏”到“不阻碍被记忆”的否定的代替，换言之，从偶然性到必然性，所有连接到爱的悬置点就在此。所有的爱，存在的基础只是“防止被遗漏”，都倾向于使否定转移到“不阻碍被记忆”，不停止，不会停止。[100] 在《感觉的逻辑》中，吉尔·德勒兹颠倒了柏拉图由永恒理念与摹仿理念的感觉现实组成的二元论，在德勒兹那里，世界被分为实在物（物质）与全然被动的感觉表面，后者是介于存在于非存在之间的变动之流。感觉的表面并不存在，它们是“持存”之物（subsist）：“它们既非事物，也非事实，而只是事件。我们不能说它们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持存或是既有（inhere）之物（是既非事物亦非实体的东西所具有的最低限度的存在）。”[106]这与古代斯多葛派那里的“无形之物”（incorporeals）有几分相似： 就像在禅学在西方的主要推介者铃木大拙所言：“杀人的已不是他，而是刀。他已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欲望，是敌人的出现使他成了受害者。这就像那把刀自行完成了杀人的正义使命，而这正是慈悲的作用。”[109]铃木大拙对杀人的这番描述，不正为一种现象学的态度给出了最根本的案例吗？这种态度认为：我们不应干涉现实，而要遵循事物所呈现的样子。杀人的是刀本身；敌人的出现使他成了受害者——于是禅宗战士在其中如若无物，他被还原成为自身行动的漠然看客。 许多人表示只有在摄像头在场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搀扶老人。这种普遍不愿伸出援手的态度，正预示着公共空间地位的改变：“街道成了极端私有的场所，而‘公共’与‘私有’这样的字眼也已失去了意义”。简言之，置身公共场所并不意味着与其他陌生人共处——相反，当在他们中间穿行时，我仍然位于自己的私有空间之内，我与他人既没有互动也没有招呼。为了使我与他人共处（不论有无互动）的空间成为“公共”的，它就必须处于安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超我的悖论就在于：主体愈是服从于它的要求，其自身的负罪感就愈是深重 当罗马尼亚左翼作家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Panait Istrati）在1920年代末造访苏联时，他看到第一次大清洗公开审判的场景，一个苏共的辩护者试图向这位作家表明对敌人的暴力是必要的，这个苏联人说：“做蛋卷怎么能不打破鸡蛋呢？”对此伊斯特拉蒂回答道：“好吧，我看到打破鸡蛋了，可您的蛋卷在哪呢？”[127] 他问的很对，伊斯特拉蒂的反问并不仅仅在于反对那毫无益处的暴力行为：真正的“打破鸡蛋”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暴力，而是权力对社会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全面干预，这种干预虽然未必会摧毁任何人或事物，但它已改变了整个象征性的场域。这是如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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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花推荐
人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他们知道的，只是想要错误的东西。（齐泽克） 以上这句话是齐泽克主体意识认同的精髓，认为主体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遭受阉割宰制和异化的过程，主体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的误认。但这种主体揭示了齐泽克事件哲学的重要特征：错误才能出真知！把握你的幻觉！ 看看齐泽克是怎么对这种事件主体分析的，首先，齐泽克回顾了整个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认为主体理论只有三个人最重要“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都呈现出了“事件”的特征 首先是柏拉图的理念论（1）真理令人痛苦：柏拉图认为理念（进步，自由）说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东西（理念）就弥散在每一个社会事件之中，而这样的机遇是稍纵即逝的。（2）事件中的自我：回顾哲学史可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主体性”的时代。这种关系的逆转所呈现的就是此基本原理的事件性（非实体性、流变性）特征。换言之，即是说正是“主体性”的觉醒切断了我们自身与外部现实的联系。“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毋宁是，主体如何能够爬出这种疯狂，达到正常状态。”于是，我们从而抵达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肯定（主体）→否定（事件化）→否定之否定（后创伤主体）。而“事件”的创伤性首先体现在各种暴力上，齐泽克所要强调的是，无论哪种暴力，对于主体都是一种毁灭性的创伤事件。但是，主体既不“在”也不“思”，因为旧主体在不断地消失，而新主体又不断地产生，他提出过“希格斯场”问题：是的，那里一无所有。齐泽克并不是说不存在，而是处于被唤醒的状态，如无人看守的空房子，我们必须把握“事件”从而逃离"零阶状态‘’，最后是“错误出真知”首先，普遍化的犯罪将不再是犯罪，因为它扬弃了犯罪本身，它的历史贡献是形成了有效的新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与犯罪的对立揭示了自身：普遍犯罪与个别犯罪的对立。其次，命题的真值取决于这个命题被表述的时刻。在黑格尔看来，一旦失去所有的幻觉，亦将失去真理本身，而正确的选择只有在错误的决断之后才会浮现。“在其中，不成熟的尝试恰恰改变着时间性的空间和尺度，换言之，主体在这过程中发生了跃进，这就是一个“错误出真知”的过程。利用回溯性改变“过去”。就像伯格森说的，过去的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当某一新事物出现时，作为主体就会以回溯性的方式创造了产生它的各种条件或原因亦即过去。主体参与象征性秩序重构时发生了积淀和追溯的卷积。如果我们始终等待最恰当的时机，行动会缩减为寻常生活中的不起眼的事情，在此齐泽克亦即鼓励我们趁早“行动。 于是，一套全新的左翼斗争方案出来了，把握当下的任何事件，“过去”也是可以被改变的。齐泽克说：“我们恰恰可以借此为真正的行动给出简明的定义：在寻常的行动中，我们实际上只遵循我们自身（幻想）的身份坐标，而真正的行动则涉及真实运动的悖论，运动（以回溯性的方式）改变了行动者自身那个潜在的先验坐标，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这种运动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现实状况，而且‘动摇了它的地下部分’。 齐泽克的视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种幻觉不是佛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幻觉，全书的第二部分火力对准了宗教，齐泽克认为基督教的“堕落”让我们沉浸于现实的赎罪之中，而佛教的“涅槃”却以相反的方式劝说人们逃避现实。“基督升天”意味着“堕落”，亦宣告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正是因为“堕落”区分了善与恶，才创造了堕落之前的那个维度。这就意味着通往善的前提是先行堕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堕落”开启了为恶辩护的空间。其次，齐泽克批判佛教表面上给出了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抗衡的主体立场，但“事实上，佛教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完美的补充”。“佛教”所倡导的禅思，即使得我们全面参与瞬息万变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能保持“心智健全”。因此，佛教的“正觉”事件，实际上意味着对承担责任的逃避态度。齐泽克认为，“涅槃”仅仅意味着主体看待现实的立场的改变，与改变现实相比，前者做得太多，而后者做得太少，由此，齐泽克加强了主体拥抱幻觉的维度 整本书还是比较通俗的，但也各有消化差异，要明白齐泽克讲的事件到底核心在哪，为此给出的抵抗全书资本主义是什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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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的书，读的时候每个字都知道，合上书你问我讲了啥我不知道。书本身非常牛，豆瓣8.7 菜的是我 PS一本哲学书同时cue到阿加莎，坂口安吾，莫扎特，王尔德的《不可儿戏》，《索拉里斯星》的反差萌堪比在拉登住所搜出名侦探柯南的光碟 有妙论称人类可分成三类：官员、婢女和扫烟囱者。窃为此说法不但机妙，还大有深意：要给出比这更好的分类，恐怕非得有极大的天才不可。倘一种分类不曾理想地穷尽其对象，我便更加青睐芜杂的分类，因为它带动了想象。[19] 的确，“扫烟囱者”这个奇特的要素为前两项带上了特殊的色彩（它突显了前两者在具体历史整体中“真正所指的”）；然而，我们不应在常识意义上解读“扫烟囱者”。记得（和克尔凯郭尔同时代的）海因里希·海涅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就是“自由、平等以及蟹肉汤”，在这句话中，“蟹肉汤”指的是生活中所有精致的乐趣，一旦失去这些小确幸，我们就会变得与恐怖分子无异——我们会沦为成为抽象观念的信徒，并会丝毫不顾具体情境地要将这些观念付诸现实。但要注意的是，海涅在此的用法，并不是克尔凯郭尔那段话的含义——后者想说的恰恰相反：在海涅那里，纯粹的原则本身已经被蟹肉汤的特殊性染上了色彩，也就是说，在海涅的话中，特殊性恰恰是原则的纯粹性的维持者。 因此，那个多余的要素成为一对和谐的相反相成的两类要素（例如阴与阳）的补充。类似的例子还有：资本家、工人以及犹太人；上层阶级、下层阶级以及乌合之众等。[20]（在官员、女仆和扫烟囱者这个三分法中，扫烟囱者可以视作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爱的干扰者”[Liebesstoerer]，亦即打断了情侣间性行为的闯入者。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出无比猥亵的场景：就在官员和女仆亲热行房之际，扫烟囱者闯入提供了某种迟来的避孕服务，用清理烟囱的刷子清洁着她的“通道”……[21]） 恶正是窥见周遭之恶的那个眼神本身：那个窥见恶的眼神将自身排除在其批判的社会整体之外，这种排除本身恰恰就是恶的形式特征。 黑格尔在此的意思是说，作为可能性与义务的善，只有通过原初的选择之恶才能呈现出来：只有在选择了恶并意识到自身全然匮乏的状况之时，我们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善。 根据坊间传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接见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时曾对霍金说：“天文物理学家先生，我们都同意：大爆炸之后发生的事是您的研究领域，而那之前的则是我们的领域……”虽然这番话可能并不真实，但它的确道出了这背后的道理。 当这些无限小的能量振荡作用于处在临界状态的系统中，它们能够决定系统在出现分岔时选择哪一个分岔；在一个没有观察到这种振荡（或者说“噪声”）的外在观察者看来，系统对分岔的选择是随机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对称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 在安吾看来，堕落性指的是身处一种暴露并向他者开放的状态。 简言之，真实性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堕落：我们之所以留下了虚假的自我，并不是因为我们与现实保持着距离，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毫无保留地全然“堕入”了其中，并把我们自身丢给了他 面对新技术的发明对力比多—主体带来的冲击，精神分析则认为：“作为一种催化剂，技术把原先就已存在的东西增强和放大了。 说到这，我们不妨谈谈“未来冲击”（future shock）的话题，所谓“未来冲击”，指的是在科学技术的令人目眩的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面前，人的心理产生的难以适应的状况。事物的变化是如此之快，还不等我们开始适应一个发明，这个发明本身又很快被更新的成果所取代，长此以往，我们将越来越缺乏能够把握这些技术发展的“认知地图”。与绝望地回归传统相比，道教与佛教的理论资源更有助于摆脱这种困境：按照佛教与道教的主张，我们不应试图让自己适应日益加速的技术与社会变革，相反，我们应当放弃这种试图掌控一切的努力，因为那无非是现代控制逻辑的体现。我们要做的，是“放开自我”随遇而安，并与所有这些疯狂地不断加速的进步保持超然的内心距离。这样的内心距离则以此种洞见为基础，即：究其本质，所有那些社会与技术的喧嚣都只是徒有其表的增长与扩散，它们与我们人生最核心的那些部分毫不相关。 我们固然无法逃避命运的捉弄，但我们也同样无法以命运为借口逃避应承担的责任。 偏执的“系统”并不是疯狂，而是要逃离疯狂[即象征性宇宙的解体]，并用意义的宇宙替代它的绝望尝试。[61]）如果疯狂是构成性的，那么每一个意义体系便都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疯狂”的。这让我们想起布莱希特的著名标语：“与建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同样，我们应该反问：“与理性自身的疯狂相比，丧失理性的疯狂算得了什么？” 后创伤主体无法通过弗洛伊德的过往创伤重复理论来加以解释（因为创伤带来的震撼抹去了过往的所有痕迹），不过，她似乎太过专注于创伤的内容，而没有将抹去实质内容的过程本身——亦即从这些内容中减去空洞形式的过程——包括在过往的创伤记忆里。[62]换言之，恰恰是因为创伤抹去了整个实质性的内容，它所带来的震撼才会是过往的重复，也就是说，过往对于实在物的创伤性丢失，正是组成主体性维度的成分。在此真正被重复的，不是过去的内容，而恰恰是抹去了所有实质性内容的姿态本身。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作为主体的人遭受创伤性侵扰之时，其结果往往是全面的毁灭：在暴烈的创伤性侵扰抹去了所有实质性内容之后，留在人的主体中的，便只有主体性的纯粹形式，这种形式显然是早已在那里了。 普遍（化了的）犯罪将不再是犯罪——因为它扬弃（既否定又克服）了作为犯罪的自身，并从违法行为转变为一种新的秩序。 在事件中，改变的不仅是事物，还包括所有那些用于衡量改变这个事实的指标本身，换言之，转捩点改变了事实所呈现的整个场域的面貌。在一切都在加速变化的今天，记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如今瞬息万变的表象之下，我们不难察觉到一种沉闷乏味的一致性，就仿佛万物之所以迁流不息，就是好让一切都保持不变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