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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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鸟推荐
之前看过一本研究当代农村社会现状的书籍——《最后一公里村庄》，作者也是在基层调研的基础上，系统总结研究农村社会现状及问题，两本书都是对当时农村社会进行了调研，且一个在抗日战争前夕，一个发生在高速发展的新中国，将两本书进行对比与分析对我们更好的认识整个民族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 从两本书的研究方法来看，存在几方面的差别：一是研究范围不同，《江村经济》的研究范围为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力图对一个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以此为基础推广至东南沿海地区，甚至跟广大的地区，而《最后一公里村庄》是对华南、中南沿海、西北、东北、华中等绝大部分的省份进行了调研，试图对整个中国农村的现状进行一个总体描述与研究。二是调查的人员及深度不同，《江村经济》基本是由费孝通一人完成调研，由于他本人的理论水平较高，在调研同一种现象时会作出更深入的研判与思考，同时，他对同一地区的调研时间较长（两个月），对很多细节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对于“小贩”的调研，没有简单说贩卖商品的周期、种类，而是说小商贩怎样通过大声及富有特色的“吆喝”来吸引孩子，对于这些细节的描述，对于读者了解真实的现状更加的形象与便捷，作者也试图通过对现状问题的研究，发现问题的根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一公里村庄》的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所以有资源和能力安排了很多研究生等借助“回家”或“探亲”等方式对当地进行了了解与调研，这个调研的时间较多多数不会超过一个月，虽然事先对需要调研的内容做了提纲与准备，但是调研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乡村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模式、养老模式等）、乡村建设（包括经济建设、设施建设等），农村社会（社会分层、婚姻模式等）、乡村政治（包括信访制度等）等，属于比较宽泛的内容，对细节的调研与研究不够深入，当然这与调研者本身的理论研究水平有关。三是关注点不同，《江村经济》更加关注农村经济的走向，以及工业革命对于农村经济的意义，并指出农村经济问题无法解决将导致土地问题，进而引起社会改革或革命，这是必然问题。《最后一公里村庄》更多的是对现行制度的实践进行检验，进而发现问题，提出制度需要完善及修改的方向。 从两本书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中国的近一个世纪为民族独立及民族复兴所做出的努力，也能明显体会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农村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变成相对开放的现状，这也是《江村经济》希望看到的，一个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工业改革，积极融入全国甚至全球经济体系的鲜活的、有生机的农村。但是我们要看到“相对开放”有一个基石，那就是经济可以完全的向城市、甚至全球开放，但土地不能“开放”即土地不能从“农村”流转的“城市”，这是我国近7亿农村人口生存的保障及基础，换句话说，农民在城市中打拼，如果成效良好，可以融入到城市当中，如果成效不好，可以选择“回乡”，因为“回乡”后有土地，还可以生存下去。如果一旦这个“既是”被打破，土地从农村流转到城市，农民就没有安全的底线，那么他们在城市打拼失败后，就无法回到农村，因为没有土地在农村无法生存，这样他们留在城市而又无法在城市立足，就会城市整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这也是《最后一公里村庄》最核心的思想。 两本书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清晰的认识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并积极的研究发现现状问题，寻找根源、解决问题，但是对社会发展进行了反省以及深入的思考，希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来，也坚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正如费孝通所说“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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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姐换了个id推荐
带着学习论文该怎么写的论文，翻开费老的这本有名著作，发现，emmm，如果以这个为标准，我可能十年都毕不了业[捂脸][捂脸][捂脸] 论文对于大众视角来说，可读性不强，但确是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的一个非常全面详细的记录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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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推荐
第一次看这方面的书籍，却也不陌生，这大概是文化研究的底蕴相通的缘故。 在费孝通教授的笔下，文章主要集中于开弦弓村的经济、人文、财产、政府和土地等方面的调研以及从中总结的论点。从开弦弓村各方面展开，深入了解，例如农业已经深挖制度实施、职业分向和发展、劳作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叙述详细且条理清晰，包括对于信息的整理归纳，对于开弦弓村的分析总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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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推荐
#小紫学小扎# 21-25《江村经济》之前看过费老的《乡土中国》感受颇深，对于很少去过农村的中国人来说，通过费老的乡土文化讲解说明，深入浅出地让人了解中国目前的很多家庭、社会、经济关系和发展的演变过程。而这本被称为费孝通的成名之作，更是早就放入书架迟迟没有翻起来，刚好赶上小家伙高中拓展阅读，我先认真翻开。 本书讲述的是是费孝通在一九三几年去生活过的村子，位于江苏省吴江（离上海很近哦）的开弦弓村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性调研，地理、人口、生活环境逐一介绍，为了更清晰地讲述在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收入来源为辅的该村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结果和产生原因。在其去伦敦读书时写成论文并引起国际性反响，而他在结尾更多总结的意义在于：想让中国稳定，先让农民稳定。想让农民稳定，先解决由于西方带来的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民收入下降问题。这样会引发农民生活不下去，进入被迫借贷无力偿还的境地，最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有些闲置劳动力的农村企业利用，纺织业的工业化政府辅助，农村信用社借贷的债务责任部分借力传统等方式都可以将经济拉入正向循环…… 用费老在近八十年前的农村经济调查与分析角度，分析现代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会有更多收获。同时，没想到现在教育孩子的语文课外阅读中，已经这么深的延展内容在里面，如果不仅仅为了成绩，把拓展阅读好好搞个读书分享，相信对孩子们的眼界和思考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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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安十九推荐
对1930年代了解不多，更多是从宏观上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但对具体人民的生活并不十分明晰，只知道大概是不好过的。此书见微知著，以对以一个村庄的运转让我们细致地了解到那个年代农民的生活。并不是说年代久远就没有价值，书中提到的很多农村问题和现象现在看来仍有参考意义，做研究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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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 淅川推荐
费孝通教授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的深入实地研究，并在两年后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这一被国际上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江村经济》也成为当代学者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2021.11.14《江村经济》NO: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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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砚先生。推荐
刚开始读的时候，总觉得这本书写的太泛，对农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阐述但又少有偏僻入里的写到本质。 完之后觉得之所以费老用这种方式描写江村经济，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江村的生产生活、日常消费、文教娱乐、人员流动等等各个方面都是十分有限而且封闭的，所以可以逐个方面描述江村的基本情况，并且从中梳理出外部世界对这个村子的影响导火索，即丝价的下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江村各个方面的打击。 如果是描写现在的某个江村，这种方式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人们谋生手段远远不止耕地和缫丝业，人员流动纷繁复杂，经济状况更富弹性，外界对农村的影响是渗入到各个方面的。 如果费老描写的是一个封闭的江村，初次被外部世界撕开一个口子。那么现在在各个农村，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对于变革的尝试都已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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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is推荐
此书和《乡土中国》两本书，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放下偏执去理解长辈们对于人情关系的处理、去理解“小农经济”式的那种生活模式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从农村迁到城市）、去理解自己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因对父母的观念无法认同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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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ØND推荐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费先生如是写到。两个月时间，费先生深入太湖西畔的开弦弓村，以社区为单位调查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十六个章节的循序渐进，为我们描摹出宏观社会变迁下社区的微观行为。 1936年夏天 ，距离抗日战争第一枪已经第五年，距今2022年刚过去86个春秋。随着费先生深入调查开弦弓村，围绕“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水路纵横、稻香四溢、人口不足千五的小村庄吸引。水稻种植是这里的主要产业，养蚕业则是家庭创收的重要来源。自古被水、米、蚕哺育的村民们，有着悠久的、稳定的传统，因之形成牢固的社会制度：亲属、财产、土地和生活习惯。但西方列强与日本让原本平静的江村被迫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中，米价与丝价齐跌，利率与债务飞涨，农村合作丝厂蹒跚起步，高利贷令农民失去土地退为佃农，经济危机眼看就要升级成社会危机。 从时间上看，1936，那么近；以变迁中观，1936，却那么遥远。如今的太湖畔已恢复几许 “腰缠三万贯，骑鹤下扬州”的盛势，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成了农民的保护和枷锁，产业结构也多元化地发展。如今读这样一本社会学的经典（原英文标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一方面感概费先生的视角如此包罗万象，仿佛村中的田埂和桑树就在我们身边，另一方面也必须赞叹社会发展今昔非比，人民早已跨过饥饿赤贫的门槛。 如果再进一步用历史的眼光检视，在我们久远的农业文明中，每逢乱世或许都会出现金融手段创造的地主阶级，也都有相应依托土地的变革者，“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正是历史背景下收获民心的必然。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细致入微的笔触中，绝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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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驹推荐
社会学专业要求包括客观的描述事实，通过费先生的眼睛和思考，我其实从这本书理解了乡村经济是如何被“拉下水”的，例如不在地主的这套制度，典型的把乡村财富转移到了城市，城市靠着金融资本的运作，让农村为其打工，从而实现剥削。我联想到某位旅游业学者长期呼吁放松或者有计划的放松农村红线（大致是这样，我说法不完全准确），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我起初跟风觉得这样确对乡村旅游业大有毗益，但经过疫情，和读完本书，反过头来看这件事，觉得保护农村基本农田制度，对于预防资本入侵还是很益的，第一产业才是yy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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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狸推荐
以人类学专业的角度看熟悉的乡村，还是挺有意思的，一面是数据、系统、分门归类，一面是吴语、劳作、世代相袭的生活。所有的社会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发现问题，然后去促进解决，那乡村的经济发展解决了吗？在1936年，这个愿望和农村场景只能作为史料保留下来，而现代的农村早已跨越这个界限，但不可否认又出现新的问题，参考梁鸿的《出梁庄记》很有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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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婷推荐
2021年是新中国建国72周年，改革开放43周年，也是乡村振兴元年。在大工业发展和大基建时，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变身成农民工。资本流入房地产，在高房价以及疫情带来的失业潮面前农民工大多数又回流到农村。希望身处金字塔尖的学者和精英们能多一些像费老这样为乡村经济发展做深入研究并付诸实践，让世代辛苦的农民能早点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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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当归推荐
作者详实描述了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地理环境、村民家庭结构、经济生产方式、财产分配与继承，为农村社会研究提供了纪实与范本。 本书写于1935年，中国经济萧条，农村社会（江浙农村为代表的）家庭手工业受到外国工业冲击试图改良自救，最终破产。当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当前农村问题，城乡逐渐割裂，从事农业收入低，农村户口引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不平等。 现代农业引进企业下乡进村，本质是投资农业（资本下乡）、科技农业、项目农业，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提供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实现农业产业升级。资本下乡并不是赶农民进城，而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在现代科技、技术、管理运作下创新可持续发展。 参考国外农业主要发展模式，美国大农场，欧洲有机农业，日本休闲农业。 国内乡村振兴主要发展模式:“三融合”发展模式—浙江德清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湖南“浔龙河”生态模式，“七化”发展模式—山东寿光模式，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河北迁西“花乡果巷”模式，产业振兴“抱团发展”模式—辽宁盘锦模式，全产业链模式—四川崇州“天府良仓”模式，旅游与农业融合模式—贵州“三变”模式，“党建+”特色模式—安徽省“岳西模式”，“五位一体”模式—河南省“孟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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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跃强推荐
看完这本书，感觉像我家乡一样，中国之大，一方山水养一方儿女，开弦弓村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靠水吃水，养育这这方儿女。我家乡是靠山，靠山吃山，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 或许现在的开弦弓村已今非昔比，得益于这方水土，得益于劳动人民的智慧，更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 中国农村差距很大，江浙地区的乡镇可以赶上西部地区的县城，或许已经超越。是什么导致这种差距，个人以为，更多的是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苏州本身城市发展很好，地理位置优越，自然可以辐射周边村庄。西部偏远小镇，没有外来人口，没有支柱产业，没有政策扶持，何来发展？ 虽然书的背景是民国时期，有很多传统依然沿续至今，比如宗教、宗祠、重男轻女以及勤劳的人民，时代在发展，科技在变化，或许100年后，我们又将给后人留下什么呢？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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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云非云推荐
我们只得响应作者预言式的愿望：在这个村庄和其它许多村庄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儿童们也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生、养育并继承了财物、知识及社会地位。 中国农村家庭，平均的人数大约是在4至6人之间。[插图]所谓大家庭，看来主要存在于城镇之中，很明显，它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 为儿子找一个媳妇，被视为父母的责任。配偶由父母选就，婚礼由父母安排。另一方面，婚姻的法定行为尽管先于生孩子，但结婚总是为了有后代。生孩子的期望先于婚姻。在农村中，结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选聘媳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延续后代，保证生育男儿是向算命先生明白提出的要求。如果当媳妇的没有能力来完成她的职责，夫家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将她遗弃而无需任何赔偿。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的确认。同样，姻亲关系只有在她生育孩子以后才开始有效。 要有子女的愿望是出于双重的动机：首先是传宗接代；第二是向祖宗表示孝敬。 在幼年时期，男孩和女孩都由父母抚养。他们都用父亲的姓氏。但当他们长大成亲后，儿子在分家前还继续住在父母的房屋里，而女儿则离开父母去和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她在自己的姓名前要加上丈夫的姓氏。她除了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嫁妆外，对自己父母的财产不能提出什么要求。出嫁的女儿，除了定时给父母送礼品及有时给父母一些经济帮助外，她也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责任（第十五章第2节）。财产由儿子继承，他的责任是赡养其父母（第四章第3节）。在第三代，只有儿子的儿子接续他的家系。女儿的孩子则被视为亲戚关系，他们使用自己父亲的姓氏。因此，在村子中，传代的原则是父系的。 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人们并不为这种行为辩护，他们承认这是不好的，但是有什么别的办法以免贫穷呢？ 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父系传代及从父居婚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父母亲的眼中，女孩的价值是较低的，因为她不能承继“香火”，同时，她一旦长成，就要离开父母。结果0—5岁年龄组的性比例是：100个女孩比135个男孩（第二章第5节）。只在131家中，即占总数37%的家中，有16岁以下的女孩（不包括“小媳妇”），只在14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女孩。 通过这种逐渐的变化，老年人退到了一个需要依靠别人的地位。这两个过程是总的过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社会职能逐代的继替。 用理智选择儿媳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完美无缺的，但每户人家都想找到最好的。因此很容易出错。如果找不到其它出错的原因，那就要归罪于挑选的人了。因此，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婚姻不美满，那是命运。这个态度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 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新的家中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 从社会学方面看，它的重要性在于，这些聘礼与嫁妆事实上都是双方父母提供新家庭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为每一家物质基础定期的更新。 从经济观点来看，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女孩一旦长成，能分担一部分劳动之后，却又被人从她的父母手中夺走，而父母为了把她抚育成人，是花了不少钱的。所收下的聘礼并不属于父母，这些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此外，还要加上一份至少和聘礼相等的嫁妆在内。新娘婚后将要在她丈夫家里生活和劳动，这对她父母来说，是一种损失。 在女方父母方面，对女儿出嫁受到的损失所作出的反应，首先表现在整个安排过程及举行婚礼方面；同时，也表现为大量溺死女婴，从而造成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 在目前父系家庭的婚姻制度下，女儿和儿子不能分担同等的义务。因此，双系继承与单方立嗣相结合将形成两性的不平等。从这一点来看，立法的后果显然与期望是背道而驰的。 人类本身无能为力的感觉，引起了这种宗教信仰，并借此减轻现实的压力。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缓和新娘的反抗倾向。 在结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新的儿媳妇必须经过这样的一种考试。新娘的母亲送给她一张特殊挑选出来的好蚕种。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养这批蚕。如果她养得好，显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赢得她婆婆的好感。这被认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据此可以确定她在丈夫家中的地位。 如果她丈夫坚决地支持他的母亲，以致夫妻和好无望时，她可能采取更加绝望的行动，即自杀。人们普遍都迷信她将变成鬼为自己报仇。此外，她自己的父母、兄弟将要求赔偿，有时甚至把丈夫的房子部分拆毁。因此，仅仅是自杀的威胁，实际上已足以使人们重新言归于好。 为当这个女孩自己有了一个儿子并娶了妻，她自己也能享受当婆婆的特权。一个媳妇的经济价值和对小孩的共同兴趣，使家庭中得失相抵，大致上得到了和谐。 女孩带来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大量的溺女婴，这在前面的章节里已有所述。现存的两性比例的情况，使一些贫穷的男孩子难以找到对象。如果以16岁为结婚的最低年龄，我们发现有128个婚龄男子，占总数的25%，仍是单身汉。另一方面，超过16岁的妇女只有29名，占总数的8%，没有结婚。25岁以上的妇女没有一个是未婚的，但村里却有43个25岁以上的男单身汉。 在农村里娶年龄太小的妻子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们还不能分担家务劳动。有许多例妻子的年龄大于丈夫 农村中的人，常把女孩送到城里去给大家庭作养女，或把她们送到慈善机构里去，以代替溺婴。 有许多从幼年起就被未来的婆婆带领大的女孩子，十分依附于她的婆婆，就像一个女儿对母亲一样。特别是，如果这家真的没有女儿，情况就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受到未来的婆婆虐待者，逐渐习惯于自己的地位，在婚后也不至于经受不起。故婆媳之间的纠纷，即使不能完全避免却常常不是那么尖锐。姻亲关系是松散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已经消失了。 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它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社会单位，因此它便成为群本所有权的基础。 年轻一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便成为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最终导致分家。 所以重要的根本不是有没有血缘，而是有没有人能无条件养老。有多少自私行为，打着爱的名义啊。 一个男人上了年纪而没有活着的孩子时，可以领养一个男孩。他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养子。在领养时，他必须邀请他同族的人，在他们面前，与孩子的父母或孩子的其他负责人签订契约。契约分两个部分：一方面，养父正式允诺，保证养子具有正式的地位，特别是继承权；另一方面孩子的父母或负责人保证断绝他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同时以孩子的名义担保在养父或养母年老时赡养他们。 继承和继嗣的问题应被视为两代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一方面是财产的传递，另一方面是赡养老人的义务。 年轻一代供养老人的义务不仅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而且是靠人的感情来保持的。 随着父母年老依赖程度的增加，他们的权威便按比例地缩小。从各类型所有权的角度看，父母退却的一般规律是从使用产品的权利退到处理产品的权利，最后到处理用具和生活享受的权利。从各类物体的角度看，从生产资料退却到消费物品，最后到非物质的权利和债务。这些退却的步骤与下一代义务的增加是相互关联的。 对遗体的处理、服丧和定期祭祀，都是子女义务的延续。由于受赡养和祭祀的一方对这些义务不能施加直接的影响和控制，宗教信仰和公众舆论便成了强烈的约束力。 过去，根据中国法律，一个女人，除去个别例外，是没有继承权的。例如，假定一个中国人在15年以前去世，留下一个寡妇、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根据法律，全部遗产只能由儿子继承，寡妇和女儿一概没有权利继承。如果死者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而他兄弟有一个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和寡妇仍然没有任何继承权，死者兄弟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一切财产均归于他。再如，即便死者没有兄弟或他的兄弟没有儿子，但只要死者有一个男性亲属活着，他是与死者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后裔，而且是属于小辈，这个男性亲属便有继承死者全部财产的法定继承权。所以，女儿只有在她的先父去世时既没有儿子、侄子也没有活着的男性亲属的情况下，才有继承权。寡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继承。 就这个村子而论，虽然新法律已颁布7年，我尚未发现有向这一方向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的迹象。 妇女出嫁后不再是她父亲那个族的成员，她不再参加对父亲一方祖先的祭祀，死后也不受父方下辈的祭祀。 应当注意的是延伸地用这种感情态度来对待实际上并不是属于这种亲属地位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延伸特定的权利和义务。用这种称呼，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真的建立了这样的亲属关系，但这种称呼有助于说明这个社区内不同的人的地位。在这个社区内，老年人受到尊敬，而且通常是具有威信的。 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便引起心理上的别扭，最后引起语言的改口。 在父系社会中，姓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但这并不是说，同姓的人都可溯源到同一个祖宗。 除了亲属关系的联结，另外一个基本的社会纽带就是地域性的纽带。居住在邻近的人们感到他们有共同利益并需要协同行动，因而组成各种地域性的群体。 学徒制度也是一种从外面吸收工作成员的办法。这种情况有4例。师傅为学徒提供食宿，免收学费；而学徒则必须为他的师傅做一定年限的工，没有工资，只是在最后一年，可以要少量的“鞋袜钱”。 除了其中4个男孩作为学徒住在本村的师傅家里外，其他人都在城里工作，这个数字表明了人口流入城市的强烈倾向，其中尤以女性人口更为突出。 此种互相帮助的关系，并不严格地限制在十户人家之中，它更多地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是按照正式规定。 随着村庄经济萧条的加深，这些集会已暂时停止；现在也很难说在经济不景气过去之后，这种集会是否还会恢复。有趣的是人们并没有认为由于暂停了集会而造成了经济萧条；相反地，却认为是经济萧条造成了每年集会的中止。这表明聚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或迷信。经济萧条唯一的真正原因是稻米和蚕丝价格的下降，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因而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引进新的工业和现代技术。 娱乐需要集体活动，于是社会制度发展了这种功能。娱乐中的集体活动加强了参加者之间的社会纽带，因此它的作用超出了单纯的生理休息。 安于简朴的生活是人们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费要用惩罚来防止。孩子们饮食穿衣挑肥拣瘦就会挨骂或挨打。在饭桌上孩子不应拒绝长辈夹到他碗里的食物。母亲如果允许孩子任意挑食，人们就会批评她溺爱孩子。 但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 女孩出嫁前一直睡在父母屋里，也可以搬到祖母屋里去，但决不睡在堂屋里，因为妇女是不允许睡在供祖先牌位的房屋里的。 衣服并不仅仅为了保护身体，同时也为了便于进行社会区别。性的区别是明显的。 家中每一个人在桌旁都有一定的位置。按家庭的亲缘顺序，家长面南，坐在“上首”，第二位面向西，在家长的左侧，第三位在右侧。主妇，特别是媳妇，坐在下首，或者不上桌，在厨房里吃饭。 对往事的回忆是形成人们目前对现状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们心目中，停止这些庆祝活动，直接说明了社会生活的下降。由于他们盼望着过去的欢乐日子复而再来，所以他们不会拒绝任何可能采取的确信会改善社会生活的措施。 结婚时的宴会为亲戚们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有的关系加以巩固。亲属纽带不仅仅是感情上的关系，它还调节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 这些定期的开销需要在平时积蓄起来。积蓄可能采取贷款的形式，但通常采取向互助会交纳储金的形式。互助会是本地的一种储蓄制度 乡村社区是部分自给经济，生活上的各项费用并不完全包括在日常账目之中，因为账目通常限于记录货币交易。账簿只能说明村民依赖外界商品供应的程度。而这种依赖程度并不一定能够表明生活水准。 这些渔民在共同的专业利益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超村庄的群体。从事同一专业的渔民，对他们的同行都有友善招待的义务。 西历通常在新建的机构如学校、合作工厂和行政办公室里使用。这些机构必须与使用西历的外界协调工作。 农民并非完全按照栏内所列的忠告行事。但盖房、安排婚事、开始长途旅行等事，他们确实要查询此种历本。 巫术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有一个固定的人，他拥有魔力并负责施展巫术。其次，有一套传统的礼仪来唤起超自然的干预。最后还有一些神话来维护这种礼仪和巫术师的能力。 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人们从刚刚长大成人起，就在那同一块土地上一直干到死，这种现象是很普通的。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 家中原来就不多的劳动机会，在人口压力和亲属关系的意识之下，更加减少了。况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人们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去寻求其它职业，而同时又雇工来耕种土地。 狭窄的地带和分散的地块妨碍了畜力的使用，也妨碍了采用其它集体耕作方式。这是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 为了生产，引进新的社会组织，变革力量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在组织新工业中选择社会原则也与变革力量的利益相关。 蚕丝业的衰落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 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蚕业学校已不能满足需要，很多私人便来生产蚕种，乘此机会牟取利益。蚕种的质量不能保持，对改革计划的坏影响明显起来，这引起了政府的干预。省政府成立了蚕种检查局，对私人生产的蚕种有权检查，并进行价格控制。 在所有省份中，凡蚕丝生产有所发展者，均属地方当局与国民政府合作，或为改善蚕丝工作中的状况而采取了特殊措施。 人民愿意接受改革，主要在于实际利益，例如增加了家庭收入。 现在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因为它对家庭预算有直接的贡献。那些没有成年妇女的人家开始懊悔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过去，“一个女孩的传统经济地位是依附于她的父亲或丈夫的。她没有机会拥有大宗的钱财。”（费孝通） 而工业化给了女性拥有财富的机会，这就直接导致了夫妻间的关系由小农经济下的从属关系发生了转变。 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根据传统的观念，丈夫是不侍候妻子的，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能这样做。另外，丈夫不能毫无抗议或反击，便接受妻子的责备。 女孩子未婚时，如果她有母亲，而家长是她的祖父，她的母亲会将她的钱收下一部分以供她将来结婚时所用。如果经济状况不允许存钱，全部金额归入家的总的预算之中。一个已婚的妇女则将她收入的一部分留作她自己的积蓄。这种情况说明了单个家庭不断从家的复合群体中分化出来。 只有在一些需要很长时期才能相互完成的义务，有关的个人才会感到他们之间有着牢固的社会关系，其结果是形成了群体的一种内聚力量。从这一角度考虑，慷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劳务或物品的预支性质取得使两个人的关系密切起来的结果。 交换是个人之间或一些人之间，他们的物品或劳务在某种等价的基础上，相互转换的过程。哪里有专业化的生产，哪里便需要交换。 航船提供免费的日常服务，从城里购买日常必需品，同时充当村民的销售代理人，从中赚得一些收入。他们在乡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在太湖周围地区非常普遍，它促使附近城镇有了特殊的发展。 在这一意义上讲，相互之间的义务，互相接待留宿，互赠礼物等非即刻交换的形式也是信贷的形式。这些信贷的偿还是通过社会制度中固有的互惠原则来保证的，并与亲属关系及友谊有密切关系。对于有这种关系的群体之外的交易，偿还的时间必须有明确的协议，并且信贷只有对贷方有利才能被接受。 在讨论中国农村的信贷体系时，托尼教授写道：“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借钱人和出借人对用于农业生产的信贷和补助家庭开支的借款两者之间的区别看来都不清楚。这就是说，把一切都记作一笔笼统的账，其结果，在欠债人或债权人的脑海中对借贷来作生产用途或家庭用途的钱无所区别。他们不明确用于生产的钱最后应该产生利润并足以偿还利息，家庭开支在没有意外的不幸事故的情况下，应能以收入偿付。” 农民储藏的货物或金钱首先是用作储备以对付经常发生的灾难，其次是供昂贵的礼节性开支。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繁重的礼节或当地群体定期的宗教集会实际上是农村地区所积蓄的财富的重要出路。 村庄和城镇之间亲属关系非常有限。住在城镇的农民很少。几代在城镇居住的人，他们与村子里同族的关系已经比较疏远。 当农村资金贫乏时，从城镇借钱给农村是必然会发生的。农民向城镇里有关系的富裕人家借钱。其利息根据借债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疏密而异。 通过高利贷者，田底所有权从耕种者手中转移到不在地主手中，不在地主系从高利贷者手上购得土地所有权。不在地主制便是以这种金融制度为基础的 广义地说，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 我未听说一个外来人究竟需要在本村住多久才能算作本村人，但是我却听说过：外来人的孩子，虽生于本村，仍像其父母一样，被视作外来人。由此看来，并非完全根据居住期的长短来确定这种区别的。 父系继承（传男不传女），实际上是一种小农经济下产生的养老机制，是由家庭分担了社会的养老职能。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人们选取男人（男丁力气大）为自己养老，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优质。 而如今： ①人口流动性增大，城市化提高的背后是无数个农村的空心化现象，留守老人数不胜数。 ②社会分工细化后，个人抗风险能力变强，夫妻小家庭的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大家族模式。 ③计划生育下出现了一批独生子女，这一批女性是断然不会在婚后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割裂联系的。 ④物质丰富后人们开始有了精神追求，因此兴起了老年大学，老年兴趣班等一系列老年经济。同时人们对社会养老的诉求增大。 现象已经跟旧有的思想不匹配了，所以注定会有摩擦和变革。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