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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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点评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李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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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学习学习 希望是有的。也是充满了羡慕和敬仰。只学到他们万分之一也是好的。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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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随笔吧,排版很混乱,感觉是拼凑出来的,有些干货,属于经验和感悟。 比方文学有三种作用:教育。美感和认识。文学一般包括三个要素:语言,人物和情节。 语言有4种特性: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语言的粗鄙就是思想的粗鄙,想的好才写的好。(思想就是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思索) 一个作家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有关,要形成自己风格就要多读和自己气质有关的书,大体分三个阶段:摹仿—摆脱—自成一家。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uly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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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散是这本书的一大弊病,内容有拼凑之嫌。     觉得好看是因为读起来很放松,语言清新淡雅,内容“东征西引”,但通俗晓畅。    最令人感触的还是作者汪曾祺在这一篇篇文章中的情感。他对青年作者的小说的期盼只用了三个四字叠词: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他常说下笔要“慎始”,其次也要“善终”――不论是画舫笙歌还是骏马收缰……这样一列举起来发现他的建议之多,足以体现他与青年作者的期盼之热切。虽然我不是他的理想读者,却也读得有滋有味。   果然还是要读不同种类而饶有趣味的书,总盯着一类,必觉得枯燥不堪了!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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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启示 想到哪,写到哪,记得有点乱。 要紧紧贴着人物来写。 语言不光是形式,也是内容。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多读书,杂读,但自己喜欢的作家,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作家多研读 小说中人物是最主要的,环境,景物都是为人物服务的。 文章内在的气韵,情感。 语言要准确,有流动性,暗示性,文化性。 有机会再读。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塔塔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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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讲,大师的讲解对我的文笔有很大的提升。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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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说:“要贴着人物写”,贴着人物的心同喜同悲,这实际上不是技术流,是论写作的初心。结构(汪的散文体小说)、语言(气盛言宜)、借鉴民俗和戏剧、主题(计白当黑),说到底一篇优秀的小说就是能温暖人心的。 书中短篇大都围绕如上论述,总有点翻来覆去之嫌,但依然给我醍醐灌顶之感。想到现在的网文,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神医御女》一类,大约确实会坏了文学的底子,培养一批审美单一甚至偏差的读者。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李二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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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字,困惑了许久。汪老讲得真好,文字的来源(方言),如何学习更好的文字(戏曲、古代小说,诗词),还有很多例子和赏析。缺点是,这是文章结集,所以重复的内容很多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彼岸的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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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学时代起,就断断续续开始读汪老的文字,平淡、清雅,就像雨意微濛的日子里,闲坐桌几前,小啜一口清新的茉莉茶。那些节奏明快、富有美感且烟火气充盈的文字,让岁寒三友、王淡人、叶三、巧云、十一子等一众人物走进心坎,留下极美好的印象。透过这个集子能听汪老亲自谈谈为文之道,是极好的,平凡中含着温情,平谈中透着深刻,但这样的文字学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这种含蓄、内敛需要持久地修行。要而言之,书中谈到日常习作当注重四点:一要有思想,处处观察生活,留心思索;二要注意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要干净准确;三要贴到人物来写,与其共情;四要有旧学根基,闲来读些古典文学。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飞过蝈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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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寻常日子里可爱的紫薇花:汪曾祺谈写作之感悟(一) 从身边的小处,身边的事物着眼,在小事中找出感觉、情感、情绪。 想一想,身边的小事包含什么呢?我们常忽略平常事物。 比如,公司很多种树,以前并没注意。今天早晨上班,留意小路边有石榴树,石榴树长得很高,北方可没有这样高,据我所知北方只是盆栽,我以前老家有过的;比如柚子树,还以为柚子长在地上,像西瓜一样;比如可爱的紫薇花,紫色的小小花,一簇簇的,忍不住回头拍了张照片。 留心这样的生活片段,自然产生感觉。 一天的早晨,碰到美好的紫薇花,昨天吃多了、睡不着觉的疲惫竟已不见。 此时要让自己在记忆中遨游了。以前的生活片段是否有现在这样场景相似的呢?想到家里养花,想到有喜欢花的朋友,还有对我们有特别意义的花,从花中看到希望,看到生活的趣味。这一发散,思维就打开了,从生活中的感悟出发,有材料的,有内容的,这不是概念性的,抽象的,是有具体记忆的。 我们要写东西,是因为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感情,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一些,让读者也有类似感觉,有差不多的体会;再扩大地说,也许会让世界更美好一点。然而,归根结底,最初还是要以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小事引发的感触为契机。 汪曾祺说:“我自己想写,我写出来留着自己玩儿。”多么单纯! 要有这种“写着玩儿”的欲望,对人和事的看法,最后具体化为对人的(人物是最重要的)感情。 感觉、情感、情绪?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如思考一下。 有了上述感触之后,仔细思索,反复思索,发散思索,得到具体的思想;再深挖一点,文章思想就更深刻一点——“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 具体的思想浮现出来了。 思想感情有好多种,是喜悦,是悲伤,是讽刺,还是其他的? 如何表现呢?单有感情可不行。如何去组织,该通过什么样的人物来表现这些情感呢? 一是可以极力说思想、说感情,作者有时候跳出来说话,这种方法他并不赞同;可以不动声色,表面很平静的叙述,如《老人与海》,他不置可否;他兼取两者,认为最合适。将感情融入语言中,语言就是情感。叙述的过程自然流露。 以思想感情为基调,便确定了语言风格,不同的风格适合不同的情感。 比如,毛姆《月亮与六便士》的语言,不可能是《边城》的语言。 都有什么语言风格呢?需要多读多看。然后最后养自己的修养,产生自己的语言风格。一个优秀的作者常常有不同类型的小说,但就知道那就是他写的,奇不奇怪?! 有个年轻同志问,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答道,古今中外,乱七八糟。无论民歌、戏剧、散文、小说、小品、笔记,大可多多涉猎。 可见,读书万卷,下笔有神。 要多读书! 语言风格确定了。将相似的生活感悟,联想到的生活片段,多个人、多件事可以揉在一起。比如翠翠,并不是翠翠,而是好多个女孩子虚构的。 这就要求我们积累众多印象。亲自去感受,多走走,多看看,多留心,形体、颜色、声音,还有气味,印象保存在记忆里,或者笔记中。 有亲戚请他喝酒,他在几十年后还能准确描绘出亲戚家的店的格局,说出屏门前的对子。不能不说是天赋,但留心是基础。我们虽然记不得这么细致,但留心了总会有印象。有总比没有好。 “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阿城《孩子王》。 很早以前的一个有日头的午后,读过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合集。读完之后,酣畅淋漓。特别是《棋王》。 阿城是知青,自己的经历是记忆的宝库。感受、感悟,足够多。这是从生活感悟中出来的思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提及阿城读书,读古今中外的书。并且对生活极其敏感,观察很精细。观察伴随着思索。“可以俯拾,形成作品。” 汪老建议看符合自身气质的书,何谓符合自身气质? 你对哪些书喜爱是有直觉的,喜欢看什么,这就是你的气质。 所以要多读杂书,找到自己气质相近的书。作者读书,允许有偏爱,“六经注我”。 如果要学习,不光要学习这些书,然后去找写书的作者老师的作品,你就知道这些书的源头,知道这些思想是如何一点点形成作品的。 汪曾祺谈影响自己较深的作家有:古人里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归有光的名文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篇。 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枣》、《桃园》、《竹林的故事》; 阿左林的“阿左林是古怪的”; 他对契诃夫的评价很高,认为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 所以要学汪老,就要去找他的这些作品和他的老师们的作品。 我以前就看不进去《百年孤独》,后来不知怎的,竟然可以读下来。读完后,也未有太多感受,只是觉得空空的,但这也是一种感受。也许气质发生了变化。 以自己气质相近的书作为重点,“丁”字样式,广泛涉猎,不求甚解,该是一种学习方法。 具体怎样学习语言呢? 首先是模仿,然后是摆脱,然后是自成一家。 我处于第一阶段,这就是学习写作的方向。 有一段时间,很爱看毛姆作品,感觉他高高在上的看着笔下的人物,突然不知在哪个时刻,感觉并不合适。也许当时的气质多少受到其影响。带着点儿愤世嫉俗。 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汪曾祺谈写作之感悟(二) 前文说道,写作要从身边小事出发,积累生活感悟,悟出思想感情,重视语言风格。 接下来,该选取什么东西,不能有多少感触就写多少吧? 所以,要假设作者都是短篇小说家,这样才会选取最精彩的一面去写。误认为读者什么都不懂,面面俱到,都是解释,那该啰里啰嗦;反之,不必说的不要说,十分要留七分,说三分即可,这叫做留白。 那么,短篇小说是什么? 严格说来,短篇小说者,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之内,利用一定工具制作出来的一种比较轻巧的艺术,一个短篇小说家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家。 想要成为“语言的艺术家”,必须投入其中。 汪老提到一个飞行员的朋友,飞行时不能分心于外物,民族的仇恨什么的根本不能想,必须也只能专注于眼前的飞行操作,专注于前方的云雾山头。 安排小说也如是。投入其中,才能贴近人物。 注意开头,要“慎始”,开头决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 “环滁皆山也”和“环滁四周皆山”哪个更有意思,有状态,一目(听)了然。 平时也有这样体会,写得顺,头往往开的好。 开头必须花时间思考,找到那个合适的语言表达,语言就是思想。 至于结尾,建议提前想好,“提前个走向,不至于像没有脑线的一风筝”。 对待整体内容的语言,不要想一句写一句,要将整段话想的差不多,然后一气呵成。他不在原稿涂改,他觉得很别扭,思路纷杂,文气不惯,经常重写。 对我来说,将一个段的意思想好,先凑上去,再修改,更简单,也更容易写作。 但文字只要落下来,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局限。就看怎么取舍。如笔记将当时的思想记录,以后再看时必然产生局限,被眼前的语言内容限制。以前上学做卷纸,语文试卷主观题,老师通常都不会直接给参考答案或者作文范文;若不是,思维就会跟着范文(参考)思路走。这在心理学中叫什么来着? 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写,估计比较痛苦。但痛苦必然产生更多的收获。 总之,最终要使句与句之间产生顾盼之感,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咬劲儿”。 他用书法做比,书法是写一行的,语言则是写一段的。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只是形式、是技巧”,“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作者的生活态度、气质浸润在语言中。 一个作家应该对语言充满兴趣,对语言很敏感,喜欢听人说话。留意“一句话这样说就很有意思,那样说就没有意思”的感觉。 好语言平平常常,人人能懂;人人的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就是字眼。 平常的,却是准确的、巧妙的,“好的语言就是准确的语言”。 要注意语感。中国语言是表意的,象形的,可产生理解和想象。 写银杏树的变化:“夏天,一地浓荫;秋天,满阶黄叶”,省了很多,但效果更好。 所以,多看古典作品,古典散文、诗词、散曲,自己学一学、写一写,锻炼语感。 写作过程中,可以让它像诗歌、像散文、像戏,但就是不要让它像一个小说。 不必考虑四平八稳,随心所欲,要像说话一样。声音或大或小,带点动作,在演着什么东西。化作笔下的人物,从他的视角,看他看的景色,经历他经历的事情。 不要刻意。一看就是人为的、生加的,如果这样,“只会死灭”。 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汪曾祺谈写作之感悟(三) 前文说道,选取写作材料要选择最精彩的,懂得留白,将读者当做短篇小说家来看待。要重视语言,句与句之间要产生顾盼之感,整段成为一个小整体,要对语言有兴趣,并且注重语感的锻炼,将小说不当做小说来写,不刻意,像说话一样,要投入其中。此外,还要重视开头的语言基调和提前定好结尾。 接下来是关于对话、叙述、描写(写人写景)、结构等方面语言的一些建议。 他说道,写对话要和人物贴近,什么人说什么话,初学写作时往往喜欢说理,说哲理,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说他一开始的净是说理的文章,“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 哈哈,“骂”人不带脏字,汪曾祺说这样说的意思是“不像是真人说的话”。 对话要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大义。 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向人物去“靠”,无论颜色、声音、形象、气氛。 写景,也是写人。 写景,最好不要用成语,他提到《西游记》中常有描写景物的语言,如“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类似这样对仗工整的一些诗词小赋,读者遇到这里基本会跳过。 记得当时看到这里确实是这样,只想要跳着看故事。一到这里一看,这么老长,心想,怎么又来了! 现在知道了,汪老说,这是没有特点,没有具体化。我就醒悟了。原来不是因为自己不好学。 写人,同样他提到《红楼梦》中描写凤姐的亮相,也是对仗工整的“两弯柳叶吊梢眉,一双丹凤三角眼”,和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毛病。 其中,无论是凤姐的长相,还是宝玉的穿着之类,那种对仗工整的白描,我也大都硬读下去。我至今没有成功地读完红楼梦,才发现这样语言是原因之一。 叙述,不妨适当用一下成语,简洁,但也不宜多用。 审美疲劳了!还是短长相接更合适。 他提到可以用一些四字句,同样也简洁;连用四字句,“可把句与句之间的连词、介词,甚至主语都省掉,把有转折、多层次的几件事贯在一起,造成一种明快流畅的节奏。” 唐诗中这种省略的现象很多,不提就知道意思,很明了。 结构技巧方面,如“呼应”、“含藏”。 他提到,李笠翁论戏曲讲究“密针线”,讲究照应和埋伏。《闲情偶寄》中说: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衣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 要惨淡经营,但不能表现过分地刻意。埋伏处要能轻轻一笔,若不经意。照映处要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说起契诃夫写《万卡》,万卡给爷爷的信,信封上写道:“寄给乡下的爷爷收”。如果契诃夫写出:万卡不知道,这封信爷爷是不会收到的,则是另外一个效果。 小说不宜点题。 人物是感情的载体:汪曾祺谈写作之感悟(四) 前文说道对话要普普通通,说人物该说的话;写景、写人等描写,以及叙述,少用成语,但可用些四字短句,简练;结构技巧,要不留痕迹。此外,不宜点题,都点明白,就没意思了。 接下来要强调个重点—— 要时刻记住小说是写人的! 有的人说故事性最重要。故事性确实不可缺少,险象环生,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情绪的流动、情感的变化同样也可认为是故事的一种,是一个人内心产生的故事,可波浪汹涌,也可古井无波。 但故事的主体是人物。 故事的情节、文章的结构,都是为了塑造出一个印象深刻的人物。 小说确实是写人的。 想起《倚天屠龙记》,想到的会是张无忌、赵敏。 如果连人物都模糊了,小说也就失败了。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少平、是晓霞,是当时被少安拒绝的润叶,是晓霞被洪水卷走的绝望——真是揪心!少平在得知晓霞的消息候,一点点地面对现实…… 唉!真是活生生的人物啊!路遥太厉害了,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角色!也太伟大了……悲天悯人的情怀熔铸于、定格在少平每天早晨走向矿井的背影…… …… 再回到汪老的这本书中…… 写人、写故事,终究还是离不开语言表达。 得有契合人物的语言,符合他想、感、见、嗅、闻的逻辑,没有读过书的见到大海不会想着“海内存知己”,“大海真大啊”这样才恰当。 汪曾祺、村上春树,还有其他很多作家,大都推荐海明威的文字。 我大概初中读过《老人与海》,当时并没有多少体会,只是了解个故事内容,对语言的特点也没什么印象,不知是不是因为年龄、阅历的原因。那时确实还小。 只留下印象,老人钓了一条大金枪鱼,结果鱼被鲨鱼吃了,他坚强的回到岸上了。 后来偶然得到一本中英对照版的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当时想要练习文学翻译,对英语文学比较感兴趣,但仍没有很对头。看了两眼,就扔到一旁。 这难道就是汪老说的海明威的文字不是我的“菜”(气质)? 该如何写人,才使读者印象深刻、兴趣浓厚呢? 他建议“捕捉人物的神情——传神”。“十九世纪的小说流行摹写人物的肖像”,这样虽然很细致,但是特点不鲜明,而且容易厌倦。 其实这一点,我同样有感触。一大段话,描写人物长得如何,从头到脚,事无巨细,拎出来每句描写都很到位,也能够揣摩出具体的样子,也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可还是有点累,需要读者自己主动的、费点儿意志力的去贴近语言,语言读来有些枯燥。 他提到《边城》中的如何捕捉翠翠的神气——这里还是将原文贴上,毕竟这样文字仿佛看着美景,实在是享受。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ji,三声)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怒,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 我的理解是,神气和外貌不一样。 神气是有画面的,有互动,像是我在看你,你也在看我,像是置身于一个背景中,人处于这个背景中该做什么表现呢?可能怀有某种细微的情绪吧!是在想着一些不为人知、或者一看便为人知的小心思吧!人物像和身边的事物,处于一种和谐的共鸣。整个人便“灵气”了! 我们常常夸一个人很有灵气,小时候好像更多一些,大了并没有怎么在别人耳边听到这个词语。 一个人,身上充满了活力,有灵气;有的人即使很好看,但没有灵气。这好像也需要意会。 外貌,更多的是机械的、平面性质的拎出来。无论是读还是写,是有点枯燥的。 我想,写的时候不妨尽可能多写,无论神气、外貌,两者相互联系,没准会更好,等后面修改的时候做一些加工。 这也并不是定式,还得自己思考,自己摸索,只要符合生活,符合“体”的要求。 他说,写神情时候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但所有的方法都在于“体”为基础。“体”是生活,这是些方法是生活的积累,自然而然写出来的。 如汉代乐府《陌上桑》描写罗敷。上学时高一语文老师也常以该诗作为例子,论反衬的修辞作用。 确实可以让读者产生“无边的想象”,写是虚,感受是实。 但无论如何,知道一些方法,时常进行练习,锻炼艺术感觉,生活积累逐渐融入,进而合二为一。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汪曾祺谈写作之感悟(五)(完) 前四篇文章说道,短篇小说是从生活片段、感悟中来,到人物中去,是基于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冲动的结果;要关心语言的重要地位,平时注意锻炼语感;介绍了对话、描写、结构的一些技巧,但技巧始终是来源于生活;此外,小说中一切的载体都是人物,要时刻提醒自己。 从具体细节中抽离开来,整体把握下汪曾祺、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的特点: 其一,散文化小说像水,如《边城》;而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像山,如山的史诗著作《约翰·克里斯朵夫》。略一对比便知两者区别。 其二,散文化小说温和、抒情,承受不了过于严肃、严峻的思想,是滋润,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其三,散文化小说不过分刻画人物,其中人物不是用几个典型的词语可以概括出来的。海明威说,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说谎。 散文化小说要求人物神似,“轻轻几笔,神似完足”。作者只是看到一个人,遇到某件事,突然觉得怪有意思,想要写写而已。这个“怪有意思”是重要的字眼。想要透过小说中的人物去看出一个时代,是评论家强加的;如果确实看到了时代,那只是其中人物写的好,恰好从细观上可以展示这个时代的某一个显著的特征。 其四,散文化小说不深入挖掘、解释人的内心,只是静静的在描绘、叙述。 其五,散文化小说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没有严格的什么结构。苏东坡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要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规划作品, 他提到清代叶燮说“泰山如云”:泰山自然而然冒出来的,成为一个整体,不会想哪里先出;文章也有内在的规律,要写的自然,不要单纯讲表面的整齐、对称、呼应。 实在需要咂摸其中意思,在写作中仔细体会! 但对我来说,表面功夫还没学着做足呢…… 其六,至于情节,“那没有甚么”。有些小说仅仅写的是一种意境,《白净草原》、《竹林的故事》、《长河》,都是“安静的艺术”,情节只是事情的一些感受,有种娓娓道来、安静地体味着生活。 其七,散文化小说作者十分潜心语言。拋除了雅致、精确、平易的语言,散文化小说就不存在,要让“生活的态度于字里行间自自然然地流出”。注意西方有句话:注意语言对于主题的暗示性。 具体写作中,还有几个建议: 谈特点。“水牛浮鼻渡,沙鸟点头行”,抓住了水牛游水和沙鸟一步一点头的行走方式;“长得是个西字脸”,这也是抓住了人的某个最重要的特点。或许有点夸张,但一下子就有情景了。诸如此类。 谈虚构。要合乎情理,要有生活根据,要能把谎圆的不着痕迹。 想象与虚构、真实与现实,来源生活,产生积累,引起思考。“井淘三遍吃好水”,需时时琢磨生活的意义。接触生活,才不会有思维的惯性、闭门造车,造成很多“经验之谈”;才有偶然性,才会有可遇而不可求的题材。 谈舍弃。前提是材料准备的多,才会从容,“冰山之所以雄伟,就因为它露在水面上的只有七分之一”(海明威)。 谈干净。提及扬州说书艺人授徒教基本功,“刀切水洗”,指的是口齿清楚,叙事干净,不拖泥带水。 “干净”不等于不细致,材料多了往往变得芜杂。切记不要刻意表现哲学底蕴,可从生活到哲学,不可反之。与此同时,语言讲究,不啰嗦,不拖沓。 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此外,还有汪老的学习经历与人生告诫: 如他是因为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才读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榜样的力量!)。 他读书时候选读了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写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 他尚且仍规规矩矩的上课;我还未学习任何一种,潜力岂不无穷?不要气馁,不要妄自菲薄,要去学习。 他也有告诫,“千万不要冷嘲”! 这是写作的态度,也是生活的态度。西方有些作品有悲观色彩的嘲弄、尖刻和玩世不恭。他提及沈从文先生多次讲过,任何逆境中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爱,要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做一个不抱怨的人,做一个积极的人!这和写不写文章无关。 最后,觉得汪老说的关于写作的好多内容,都可以概括为他经常提到的韩愈的语言论。 “气盛言宜”,他们听起来很新鲜。 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愈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 一是“气”,即作家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所谓“气盛”,就是思想充实,情绪饱满。其二,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叫“宜”,即语言准确。其三,还提出“言之短长”和“声之高下”,即句子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低。 我的理解:“气”,来源生活,“盛”,则材料足,感悟多;“宜”,多一字不多,少一字不少,要谨慎,要将平常文字写得巧妙;“言之短长”和“声之高下”则说明语言要短长相接,一句想三句、三句要想一个段落,有节奏感,语感,读来顺口,平易近人。 在脑中印上“气盛言宜”、“言之短长”、“声之高下”这三个词语。好好琢磨,生活时时提醒,写作时时谨记。 (完)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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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星期三    07:14读完自己的画线部分 周一早晨就读完了这本书,为了写书评又用了两天的碎片时间读了自己的画线部分。读完第一遍的时候记忆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很多篇章的内容之间都有重复的部分,竟然觉得大师不过如此。第二遍读的自己的画线部分,才觉得大师就是大师,于平淡低调处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 总结如下: 写适合自己风格的东西,在自己喜欢的书中找自己的风格; 不必看遍所有的书; 多读点中国的文章、多学习中国的文化,诸如古文啊书法啊绘画啊; 站在人物的角度说话做事,文章中的景物和环境都要为人物服务,不能是写作者自己眼中的美景。 再摘录点书中的原文 我以为中学生读几篇桐城派古文是有好处的,比如姚鼐的《游泰山记》、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 随身所带的书,除了数理化教科书外,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上海的“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选集》。我于是反反复复地看这两本书。可以说,这两本书引导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并且一直对我的作品从内到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或有志成为作家的青年,应该博览群书,但是可以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一个作家,应该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气质。而认识自己的气质之一法,是看你偏爱哪些作家的书,你一看就看进去了,那么看下去吧;有的作家的书,看不进去,就别看!比如巴尔扎克,我承认他很伟大,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其奈我何! 我主张看书看得杂一些,即不只看文学书,文学之外的书也都可以看看。比如我爱看吴其濬的《中国植物名实图考》,法布尔的《昆虫记》。有的书,比如讲古代的仵作(法医)验尸的书《宋提刑洗冤录》,看看,也怪有意思。 为什么读书?是为了写作。朱光潜先生曾说,为了写作而读书,比平常地读书的理解、记忆要深刻,这是非常正确的经验之谈。即使是写写随笔、笔记,也比空过了强。毛泽东尝言:不动笔墨不读书,肯哉斯言。 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里引伸出来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思索是很重要的。我们接触到一个生活的片段,有所触动,这只是创作的最初的契因,对于这个生活片段的全部内涵,它的深层的意义还没有理解。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我以为这是对的。理解不会一次完成,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思索。一个作家和普通人的不同,无非是看得更深一点,想得更多一点。 一般都把语言看成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 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 要使小说语言有更多的暗示性,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少写,能不写的就不写。不写的,让读者去写。古人说:“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写少了,实际上是写多了,这是上算的事——当然,这样稿费就会少了。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趋舍不同,静躁异趣。 诗何必盛唐。要形成个人的风格,读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书。也就是说,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口味的书。 要形成个人的风格,读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书。也就是说,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口味的书。我不太主张一个作家有系统地读书。作家应该博学,一般的名著都应该看看。但是作家不是评论家,更不是文学史家。我们不能按照中外文学史循序渐进,一本一本地读那么多书,更不能按照文学史的定论客观地决定自己的爱恶。我主张抓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一连气读一阵,读不下去就抛到一边。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我直到现在还是比较喜欢《九歌》。李、杜是大家,他们的诗我也读了一些,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阵偏爱王维,后来又读了一阵温飞卿、李商隐。诗何必盛唐。我觉得龚定庵的态度很好:“我于论诗恕中晚,略工感慨即名家”。有一个人说得更为坦率:“一种风情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有何不可。一个人的兴趣有时会随年龄、境遇发生变化。我在大学时很看不起元人小令,认为浅薄无聊。后来因为工作关系,读了一些,才发现其中的淋漓沉痛处。巴尔扎克很伟大,可是我就是不能用社会学的观点读他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是到近四十岁时,因为成了右派,才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硬着头皮读完了的。孙犁同志说他喜欢屠格涅夫的长篇,不喜欢他的短篇;我则正好相反。我认为都可以。作家读书,允许有偏爱。作家所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契诃夫说过:告诉我你读的是什么书,我就可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外一个自己所写的作品。法郎士在《生活文学》第一卷的序言里说过:“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作家更是这样。一个作家在谈论别的作家时,谈的长长是他自己。“六经注我”,中国的古人早就说过。r   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摹仿;二、摆脱;三、自成一家。初学写作者,几乎无一例外,要经过摹仿的阶段。我年轻时写作学沈先生,连他的文白杂糅的语言也学。我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第一篇《复仇》,就有摹仿西方现代派的方法的痕迹。后来年岁大了一点,到了“而立之年”了吧,我就竭力想摆脱我所受的各种影响,尽量使自己的作品不同于别人。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可以说得娓娓动听,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 戏剧可以允许人物说一点警句,比如莎士比亚写“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放在小说里就不行。另外戏剧人物可以长篇大论,生活中的人物却不可能长篇大论。李笠翁有句名言很有道理,他说:“写诗文不可写尽,有十分只能说出二三分。”这个见解很精辟。写戏不行,有十分就得写出十分,因为它不是思索的艺术,不能说我看着看着可以掩卷深思,掩卷深思这场就过去了!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  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但我不排斥、不否认对世界进行冷峻思考的作品,那是悲剧型的作品。我的作品基本上是喜剧型的。 不记了,感觉已经很多了   哈哈😄  上班要迟到了。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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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出高徒。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先生,不愧为一个纯粹的文人,一生著作等身。阅读本书,希望能从他的文字里,寻找到写作钥匙、创作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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